要想建立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就必须从创新的层面建构学术范式，在此过程中，需要从两个角度来强调：

一是纯粹的城市科学学理性的研究，建构模型与模式，解决规律和发展逻辑，并最终建构一套科学的、自成体系的学说；

二是具有解决方案的、以具体城市和乡村为研究对象的实证性研究，强调能够进行顶层设计，能够解决中层发展问题，最终能够提出解决城乡发展“基层—底层”的解决方案，而且还能持续不断跟踪解决出现的新问题。

所谓纯粹的城市科学的学理性、学术性和科学性的研究，是要从城市的本原出发，研究城市科学的理论逻辑和理论范式，探索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城市发展、人类社会的文明进化、人类的人文成果存续等增添新的理论，填补空白，建构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理论范畴与“概念的类”，特别是要建构一整套有逻辑的学科体系。必须强调“要有一个沉思默想的生活方式的表征”，以追求科学的理性和学术理性研究为目标和价值取向，而不是其他，这是创造真正学术研究成果的前提。

“托马斯在《名言集锦评注》一书中有一句话说得真好：‘为了人类社会能够变得和谐完美，我们当中需要有些人去过无用的沉思默想的生活。’”这个“无用的沉思默想的生活”指的是不为了某种经济利益沉下心来去做城市科学研究。

中国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第26则所讲的“人生三境界”，就道出了做学问时人生沉思默想的辛苦与乐趣：“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显然这“三境界”可以被赋予多种理解，但是也是多数人所不能为的。关键是，其意境与乐趣是自己心之所向，个人真心追求的理想空间与境界，才能看到和感受到学术之境界之美与伟大，这对一部分人来说是人生的一种终极价值追求。

几十年的城市研究，既在沉思默想，又在乡村田野中实地考察研究，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展开了持续一生的城市研究。虽然曾因为探讨消费社会的文化特质而研究过凡勃伦，但是从来没有感受过凡勃伦所谓“有闲阶级”的存在感，对他所描述的有闲阶级，作为一个探究城市理性研究的学者来说很难与之对号。从“遇到”城市研究开始，就没有感觉到什么时候是“闲”，或许以学问为人生价值取向的人不属于真正的有闲阶级，至少笔者是这样。

总感觉时间不够用，唯有追求比生命长久的价值符号—可以经受历史检验的学术著作而已！

一切只是一个追求理想实现的过程，生命是有限的，能够让生命延续的，只有那可贵的、让社会认同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而已！

在城市科学的学理性、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理想选择下，必须创造性地进行城市科学的实证性研究的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具备解决城市社会发展具体问题的实际能力，并能够分类，分别给不同的城市创造特色研究的专项成果，这是数字化时代、网络智慧化时代、智能化时代的研究成果的最低标准和价值之一。

从人类的文化与学术繁荣发展的历史上看，城市经济、文化繁荣是学术繁荣的基础和摇篮，学术繁荣是城市经济文化繁荣的表征，毫无例外。城市繁荣是城市学派生长的基础，世界上古今中外学派的发展都与有文化底蕴的著名城市相关联，一个有学派的城市一定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名城；但是，经济繁荣的城市不一定有学派，甚至有的是文化沙漠，是“金钱的地盘”。但是另一个发展规律是显性的：学派繁荣的时代，一定是国家和民族城市文化学术的繁荣时代，也是文化、学术和经济繁荣的基础。

“城市文化资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建构南京的“城市文化资本学派”。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建立所谓的城市学派几乎已经不可能，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不仅受到个人知识结构与研究方式及方法上的制约，更重要的是面临着整体社会意义上主体的、独立的学术价值的缺失，还受到学术生成土壤的制约。创造学派不仅要有学术的“领头人”，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学派生成的过程和生产的文化土壤，是需要一群人的努力和创造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个群体共同的“理想类型”。

桑普森说：“尽管很多人认为城市社会学中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已经没落，但本书中，笔者在某些重要方面使用的研究方法实际上继承于这个学派。目前这一研究方向又产生了洛杉矶学派、纽约学派、法国学派和源于1970年代的‘新城市社会学’，而且以后也将产生更多的学派。”创建学派不仅仅是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的事情，也是中国整体社会科学发展的大事情。

当代中国的一些学术研究之所以缺乏真理性探索，缺乏比较性的、科学性的人文精神探索，主要是因为在偌大一个中国，虽然有数量庞大的学术群体，却没有典型的“学派”之分。这种结果很明显，即偌大的中国没有独立的研究体系和方法，或者说偌大的中国学术界仅仅是一种观点、一种方法、一种体系，这种单一性的“口径”模式，很难在真理性层面有探索、创新的意义。

从21世纪初的学术发展来看，偌大的中国既没有学理性探究的学派存在，也没有地缘化学派的建构。显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如果没有学派的建构，就不会有多元化学术研究的发展，就不可能真正产生百花齐放的文化形式，也就必然不会有中国式的本土化研究体系创新与理论主张。提倡、构建中国本土化“学派”关系，是中国学术研究真理性探索和学术研究走在世界前沿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目前正在酝酿、萌发的“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有可能成为中国式“学派”的成长土壤和前提。笔者曾提出建构“城市关系学派”和“南京城市社会学派”的“枉想”，但这绝不是仅为个人学术价值追求的非分“枉想”，而是想在单一理论体系中，创造一种“学术浪花”，让更多的人来“踏学术之浪”，设想为中国学术之兴、学术的真理性探索铺路而已！

可以这样理解：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学术学派群体的建构，是学术研究世界化和真理性探索的前提。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学派”，没有科学性的“辩争”与辩论，没有学派之间的真理性明辨，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探索很难进入“世界范畴的真理性探索”的境界，而核心是我们的学术研究、城市研究能不能具有世界学术研究中心之一的“世界文化身份”，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古希腊罗马出现过科学与学术的辉煌时代，也就是“学派”繁荣的时代，在雄辩中探求真理，在雄辩中去伪存真，在雄辩中追求真善美，在雄辩中追求理论研究的世界高度，这一系列过程是真理性探索必经的“路径”“方式”“程式”和“范式”，没有这个“程式”和“范式”所表现出的程序的“合法性”，科学的结论和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价值观就很难发生。而笔者提出建立城市学派的想法只是对社会学科学性的一种初步探索，或者仅想做一块城市社会学“真理性探索”的“铺路石”，如是，也是笔者个人追求终极价值实现的一种方式。

在这30多年来的城市经济学、城市史学、城市文化学和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努力中，笔者心中一直追随两个人：

一个是“20世纪的智者—罗素”，笔者认同其综合理论的认知方式和复合性知识的社会科学研究能力与理想。罗素在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文化学、历史学、数学、伦理学等20多个学科领域里都有很高的建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复合型人才”；

另一个是司马迁，笔者认同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学风，并总是力求提出自己的认识和主张，虽然没有获得当朝的认可，但是却能被历史所认可。

实际上，有关建构城市社会学派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博士期间，笔者就曾提出过建构“城市关系学派”的想法。那是1987年的事情了，笔者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这种思想倾向。

为什么提“城市关系学派”？

主要因为“关系”一词的内涵具有特殊意义。在2002年出版本书第一版之前，笔者研读过马克·第亚尼的《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一书，读到了关于“关系”的概念。而今天—时隔第一次想到提出“城市关系学派”想法的37年后（2024年），重读这一观点，又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第亚尼说：“‘关系’这一概念，在当前的思想中越来越关键，它出现在每一种学科中，并成为正在对总体科学进行质问的核心。任何个人都是一个复杂的相互关系网络的一部分，每一件事情都与其他的事情有关系。这一观念在许多科学分支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并侵入我们的意识。艺术也不拒绝这种观念，更不会处于这种系统的排列的观念之外。”

同样，城市也不例外，笔者把城市视为一种“要素关系”有机体，城市是各种要素关系的有机构成。这一观点虽然还很不成熟，但是，从现代城市发展的角度看，城市就是这类“关系”的集合体、系统与要素关系的表现方式，发展城市、建设城市，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建立系统性“城市要素有机关系系统”。各要素有机关系能够以一个和谐的方式组织起来，这座城市一定是一个具有可持续发展力的城市—假如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天人合一”关系的城市，就会是一个理想类型的城市。

之所以长期坚持“中国城市本土化理论”和建设“中国本土化城市形态”的主张，主要原因之一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全球一体化和全球城市化使得城市的民族性越来越弱，西方化的城市要素符号和空间体系，正在替代中国传统城市空间模式，很多城市已经不像中国的城市了，因此，应该重新找回和创造中国城市的空间形态，创造一个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发展、建设理论来指导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另一个原因是：在青年时代—还在读博士研究生时，笔者就曾有一种不成熟的想法—是否能走出一条自己的学术研究创新之路。笔者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春秋战国城市发展研究》、博士论文题目是《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并在1988年6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对先秦的城市研究，用的是一种全景式研究方式，其内容包括城市规模与城墙结构、国家与区域城市格局、城市内部空间布局、城市市场与商品交换、城市管理与城市法制、城市建设与技术、城市社会结构与职业、城市人口与流动、城市功能与分类、城市文化与学派，以及中外城市社会形态比较等。

其中主要的理论指导就是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受帕克的理论与思想方法影响最大。

要创造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城市发展理论，必须要站在世界范围比较研究的视角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城市空间理论深刻研究的基础上，创新本土化的研究理论与实践方式，就是要有世界的眼光与经验借鉴，既要具有中国学的本底，又要有世界理论前沿的创新能力。研究中国城市也应该有中国文化中“慎独”的精神底气。在研究城市解决社会问题、提出改变社会发展创新主张的同时，提倡中国式本土化城市形态复兴和城市文艺复兴，建构城市社会的创新文化土壤和思想。

之所以提出这一认知与研究逻辑，是因为个体文化的知识结构源于中国历史和国学文化的认同，内化于心，已成为笔者城市研究的灵魂，并左右和引导着笔者的城市研究思考方式。对于中国文化中的国学精神和核心文化价值，虽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城市发展历史的角度、从城市社会和城市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的文化精华要素对城市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城市化是人类的共同命运，人类现代化的共同结果就是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所以要强调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和世界大同意义上“真”“善”“美”的同一性文化价值，大体上可以这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