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武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副教授

丁  宇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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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结构性变迁，其中最大的变迁当属城市化。城市中国时代，一种“中年孤独”的现象开始蔓延。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中年群体，面临的育儿、养老、职业、婚姻、社交、健康等结构性压力逐渐演变为心理感知层面的“中年孤独”。研究发现，中年孤独根植于都市性、内卷化与个体化社会的交叠：职场上缺乏同事信任、婚姻上呈现懈怠感、社交网络趋于收缩、代际之间沟通减少、精神层面陷于内耗，导致身心压力增大等状态。中年孤独的深度蔓延会引发多重社会后果，诸如中年抑郁，加剧中年危机，甚至导致令人担忧的中年非正常死亡现象。基于此，本文提出建设中年友好型城市的建设路径，主张从制度保障、优化环境、社会氛围和心理健康四个维度构建系统性缓解机制，将中年群体身心健康纳入城市高质量发展与“投资于人”政策框架，为回应城市社会结构性困境提供新的治理视角。

关键词：中年孤独；都市性；压缩型现代化；中年友好型城市

随着全球人口结构向老龄化过渡，中年群体在社会中的“承上启下”作用愈发凸显。他们既是家庭层面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的核心支柱，也是职场中承担关键岗位、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其身心状态直接关联家庭稳定与社会活力。然而，伴随社会竞争加剧、生活节奏加快，以及家庭结构小型化、空巢化趋势的蔓延，中年群体面临的压力源持续增多，心理健康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其中“孤独感”的高发及加剧尤为值得关注。中国疾控中心最新研究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人数已达9 500万，每年大约有28万人自杀，其中40%患有抑郁症，中年人群是抑郁症的高发群体之一。这一现象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体情感困扰，而是逐渐演变为影响中年群体身心健康、降低生活质量，甚至制约社会功能良性运转的公共卫生与社会议题。在此背景下，系统探究中年群体孤独感的现状、成因与干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紧迫性。因此，本研究以生命周期理论为核心视角，基于CFPS统计数据分析，探讨中国中年群体孤独感现状、成因与社会后果，并提出建设中年友好型社会的倡导以减缓中年孤独的持续蔓延。

1  中年孤独的概念界定与事实分析

中年群体既是整个社会的中流砥柱，也是“中年危机”的主体。遭遇中年危机的中年人，不仅有心理的落差感，易怒、焦虑和抑郁等情绪反应，还会因为个人生命周期和社会结构性压力导致“中年孤独”感。中年孤独是一种因年龄、身体、家庭、职业、社交等多重因素冲击而形成的憔悴感、懈怠感、寂寞感和无助感，主要表现为职场上缺乏同事信任、婚姻上呈现懈怠感、社交网络趋于收缩、代际之间沟通减少、精神层面陷于内耗，身心压力增大、对未来的迷茫等状态。职场已经完全进入了竞争性生存场域，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竞争早已是常态现象；婚姻中的“七年之痒、十年之痛”叠加了经济社会压力；中年群体的“躺平”心理和社交惰性越发蔓延；青年断亲也减少了代际沟通的效能；中年群体对身体健康的担忧和未来的迷茫，会加剧精神内耗。这些内外因素所催生的中年孤独感不同于中年危机的全方位困境，更多呈现为心理和精神层面的“中年心态”。这种中年孤独的心态，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持续变迁的时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事实。

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能够发现中年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心态。本文剔除了CFPS数据库中存在的缺失值和逻辑错误值后，将数据中35~60岁的城市中年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最终得到有效样本5 421例。通过Stata15.0软件，分析发现37.98%的城市中年群体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孤独，其中8.70%的中年群体存在高发频率的孤独感，反映出城市中年群体在各种因素影响下有着不容忽视的心理问题，长期积累易引发中年抑郁。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工作满意度、婚姻满意度、社交频率和精神内耗程度都在1%水平上显著影响城市中年群体的孤独感，而代际关系和养老压力对孤独感的影响虽未在统计结果中体现，但已有研究表明，积极的代际互动能够提升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隔代照料能改善家庭关系，从而缓解中年群体的孤独感状态，反之，代际矛盾会显著提高中年人的孤独感水平。因此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持续变迁的背景下，城市中年群体的孤独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事实，其带来的社会后果需要引起宏观层面的关注与疏导。

2  中年孤独的理论解读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以及个体化趋势的不断深化，中年群体的孤独问题愈发凸显。本文从都市性、内卷性、倦怠社会和个体化社会4个核心理论视角出发，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深入剖析中国城市中年群体孤独感生成的社会根源与作用机制。

都市性视角为解读中年孤独提供了空间社会学的基础。在都市化进程中，中年群体的孤独问题日益凸显，成为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表征。在大城市中，由于货币、时间和城市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个人在整个大城市中受到了客体文化的巨大压抑，个人只是不断去适应城市生活，但是个人在城市中却是孤独的。西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指出“身体的靠近和空间的狭小仅仅使得精神距离更加可见。”个人孤独地走在人群中成为都市生活的重要写照。城市中年群体是社会生产的中坚力量，承受着客观文化扩张的压迫，其主观精神世界难以匹配快速迭代的技术与制度，进而产生意义感缺失与存在性孤独。沃斯从社会学层面将城市定义为一个规模较大、人口密集的异质个体的永久居住场所。他认为，城市社会的集合体成员因个体差异而缺乏认同感，并以劳动分工与职业分化的制度化形式深深地铭刻在社会的躯体之上。城市中年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多围绕职业构建，随着职场竞争加剧与职业流动性增强，传统的地缘、业缘纽带逐渐松动，而家庭结构的小型化、空巢化又进一步削弱了情感支持系统，加剧了孤独体验。列斐伏尔从空间生产理论出发，指出资本主义都市空间的资本化逻辑导致了日常生活的异化。“城市囚禁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并将他们推向广阔的社会边缘。”都市的集中性剥夺了居民的生活权利，扩张性造成了主体性丧失，差异性则引发了生活的碎片化。城市中年群体通勤距离长、公共空间萎缩，难以形成社区主人翁意识，这减少了邻里互动的可能性和社区归属感，使个体长期处于情感支持稀薄的状态，从而催生深层的日常性孤独。因此，都市性视角下的文献研究表明，大城市中膨胀的客观文化造成个体精神上的隔阂，城市异质性和高度分工松动了传统社会纽带，小型化家庭进一步削弱情感支持。同时，资本化的空间生产导致日常生活异化与社区归属感缺失，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中年群体陷入无意义和孤独感中。

如果说都市的空间结构和社会关系松动了中年群体的情感纽带，那么内卷性的竞争与普遍蔓延的倦怠感，则进一步抽空了他们的意义世界。当快速的社会变迁持续打破原有的生活节奏与稳定预期，剧变的时代必然对应着巨大的社会分化，当今社会人们的行为选择形成了“内卷”与“躺平”这对互斥的悖论。中年群体作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往往在“内卷”的社会潮流中被裹挟，成为不断透支着自身健康的“永动机”。有研究说明这是一个“过劳时代”，而我们同时也身处一个“低欲望社会”与“倦怠社会”。陷入内卷之中的中年群体，在彼此的竞争中不断地加大自身的投入，企图以投入的优势换来竞争的优势，但内卷投入的边际往往产出低。在不断升级的超常规与超负荷内卷投入过程中，中年群体的生活与身体的负担必然越来越重，整个社会则是走向全民过劳。过劳带来一系列危害，不但危及中年群体身心健康，而且会导致收益效率下降，损害社会关系与政治参与。中年是人生历程的关键时期，是一个变化和过渡的阶段。一方面，中年人既要承受来自社会层面的竞争压力、家庭层面的责任压力，经历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时期”，也要应对自身发展层面的突破压力；另一方面，伴随年龄的逐步增长，中年人面临的健康挑战也随之增多，近40%的中年人患有多种慢性疾病（MCC）、严重心理困扰（SPD），或同时患有SPD和MCC。职场中的“非升即走”制度、35岁职业门槛与无休止的加班文化，迫使中年人将几乎所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间接导致疏忽经营亲密关系与社交网络。更重要的是，内卷竞争将人际关系异化为竞争关系，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甚至家庭成员之间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普遍的不信任感严重侵蚀了社会信任与情感联结。

当无休止的内卷投入无法带来相应的回报与价值认同时，“懈怠式生存”便很可能成为他们应对生存压力的一种集体性策略选择。当代哲学家韩炳哲认为，如今的社会是一个丰裕的、积极的、内化的功绩社会。人的存在变成了巨大的功绩社会装置下的西西弗斯式的生命，这不仅是一种异化，也意味着人的生命意义的耗竭。中年人被嵌入一种以绩效、自我责任与自我优化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之中，然而过度劳作与过度消耗并不必然带来成就感，反而容易转化为普遍的倦怠与无力，“倦怠社会”的概念也就由此提出了。在这个概念下，中年群体往往由于身心压力、家庭责任和职场竞争等产生人生懈怠感，从永不停歇的自我驱动中后撤，进入一种低欲望、低参与、低表达的存在性孤独状态。一方面，懈怠式生存破坏了功绩社会中的利益关系网。当中年人失去资源交换价值，往往会逐渐淡出原本的趣缘群体、职业网络甚至亲属往来，由此产生社交孤立带来的孤独感。另一方面，倦怠导致的情感耗竭，使中年人难以维持亲密关系。面对家庭与友谊，他们往往有心无力，以回避沟通代替深度共情，从而在至近关系中筑起无形之墙，深陷孤独困境之中。

此外，个体化社会视角为中年群体的孤独感提供了宏观的社会结构解释。当代社会个体化现象的兴起，始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西欧，现代社会的功利主义实用性使得“陌生人社会”代替了传统的“熟人社会”，个体化社会成为我们当前所处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贝克认为，个体化进程包含3个相互关联的环节：脱嵌、去传统和再嵌入。作为个体化社会成员的中年群体想要逃脱出陈旧的社会约束，实现“为自己而活”，但在社会分层和资源极化的条件下，只存在少部分人能够通过多样的社会资源来获得更为优质的生活质量和自由的个性选择。因此，这也预示着个体化时代中的个体不得不接受社会系统风险的重新分配。当传统的血缘、地缘与业缘共同体逐渐消解，中年群体在经历“脱嵌”与“去传统”的解放性过程后，很大程度上会陷入“再嵌入”的困境，而这种结构性困境最终具象化为弥漫性的孤独感体验。随着现代城市化迅速发展，中年群体既告别了传统熟人社会中稳定的情感联结，又难以在快速流动的现代社会中构建起持久可靠的新型社会关系。在家庭领域，核心家庭的小型化与空巢化趋势，使得原本承担情感支持功能的亲属网络不断萎缩；在职场领域，绩效至上的管理逻辑将劳动者异化为独立的竞争个体，昔日单位制下的集体归属感荡然无存；在公共领域，社区生活的原子化与公共空间的商业化，让邻里之间关系淡漠，缺乏深度的社会公共参与。更为关键的是，个体化社会将原本由集体承担的生存风险全面转嫁给个体，中年群体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与责任主体，不得不独自面对养老、育儿、职场晋升、健康危机等多重压力，这种空前的无助和没有保障的“异化”处境最终沉淀为一种深刻而持久的结构性孤独。

综上，这四大理论视角从空间结构、竞争机制、精神状态、宏观社会结构4个维度，为中国城市中年群体孤独感的生成机制提供了多层面的理论解释，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现有研究多为单一视角的碎片化分析，未能系统揭示四大维度之间的相互交织作用，难以完整反映中年孤独从日常性体验向结构性困境转化的过程；其次，西方理论的本土化适配性有待深化，对我国代际赡养责任等本土特征挖掘不足，未能充分回应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最后，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成因剖析，而对中年群体孤独感的长效干预机制的探讨较为薄弱。因此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整合多学科视角，强化本土化实证研究，为构建针对性的社会支持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引。

3  中年孤独的城市社会问题与后果

中年时期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既是生理功能开始逐渐衰退的转折点，也是承担家庭责任与社会角色最为繁重的时期。在这一人生阶段，中年人身体上逐渐衰老，事业上可能难以向上晋升甚至被辞退，家庭关系上可能面临着子女离家、伴侣不合甚至是父母离世等危机事件，以上这些因素叠加会导致中年群体对职业的不信任感、社交无用感与无助感，最终形成日常生活中的长期孤独感。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一步加深，传统的婚姻观念受到冲击，独居人数不断上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不婚主义”和丁克家族，中年孤独所引发的社会后果也逐渐演变成严峻的社会问题。本文将从中年抑郁症患者群体的增长、孤独导致抑郁后的自杀的增长和中年孤独导致离婚率的上升3个方面分析中年孤独引发的深层社会后果。

3.1   中年抑郁症患者群体的增长

在我国，约1亿人受到各类精神心理疾病的困扰，其中正在经历抑郁困扰的患者约3 000万。我国精神心理疾病整体患病率达16.6%，约1亿人符合疾病诊断标准，不同人群的抑郁风险与诊疗困境日益突出。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数量已超过9 500万，且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中老年人抑郁状态检出率为34.18%，这一严峻现状，已成为关乎国民健康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抑郁障碍是全球范围内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中老年人是抑郁状态的高风险人群。而中年群体的抑郁症高发，与中年人长期的孤独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孤独感作为一种长期的负面情绪体验，会逐渐瓦解人的心理防线，最终诱发抑郁症，推动中年抑郁症患者群体持续扩大。

在心理健康层面，孤独是抑郁与焦虑的强力催化剂，中年群体大多被赋予“顶梁柱”的标签，不能轻易流露脆弱与无助，这也就导致了中年群体有效情感宣泄渠道的减少，在面对家庭中的矛盾、职场上的挫败、经济上的压力时更倾向于独自面对问题，这种长期的自我封闭，让孤独感不断强化，进而引发情绪低落、兴趣减退、思维迟缓等抑郁症状。值得注意的是，孤独感对于中年抑郁症患者群体增长的影响在现有文献研究中得到证实，社会活动参与度低和孤独感与抑郁发生风险增加显著相关，随着孤独感加剧，个体抑郁风险显著上升。研究发现，家庭、社会支持并鼓励中老年人进行高水平的社交活动对降低中老年人抑郁状态发病率有积极的意义。因此，长期的孤独感体验进一步导致中年抑郁症患者群体的增长，而长期的抑郁状态，不仅会让中年人自身陷入负面情绪中，而且会影响其工作效率、家庭关系，甚至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制约社会健康发展的障碍。

3.2   孤独导致抑郁后的自杀率增长

近年来，抑郁症的发病率居高不下，它是中老年人最常见的心理疾病之一，对中老年人身心健康有极大影响，其显著持久低落的心境会进一步导致躯体功能下降，使基础疾病的治疗难度增加，甚至出现自残、自杀或其他严重的情况。世界卫生组织社会联系会委员会发布的全球报告显示，全球每6人中就有1人受到孤独的影响，孤独每小时导致100人死亡，每年死亡人数超过87.1万人，其中孤独者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非孤独者的两倍，并显著增加焦虑及自杀意念。这种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联系而导致的社会孤立会增加中风、心脏病、糖尿病、认知衰退和过早死亡的风险，还会影响精神健康，导致孤独者产生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以及自残或自杀的念头。对于中年人而言，这种由孤独催化的心理健康问题会对个体的生活质量与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年群体承担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职场竞争、经济压力等多重责任，本就处于心理负荷较高的状态，而孤独感会让他们失去有效的情感宣泄渠道与社会支持网络，负面情绪长期积累便容易引发焦虑与抑郁。另外，中年时期的孤独感还可能导致认知能力的全面下降，使得中年群体在面对复杂任务时难以快速地作出决策，问题解决效率下降，思维变得僵化保守。这种认知能力的衰退不仅会影响中年人的日常生活与职业表现，还会进一步加剧其心理压力与孤独感，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家庭核心化并行的转型背景下，中年群体的独居人口规模亦持续扩大。对大规模独居人群的自杀风险进行评估，调查发现，中年人和男性等特定人群，独居伴有抑郁与自杀的风险增加，长期的独居状态通常会削弱中年群体的社会支持、降低其情绪宣泄效率等，从而引发抑郁情绪，在孤立无援的绝望中，中年群体往往会选择以自杀的方式逃离痛苦。近年来，中年群体的自杀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逐渐成为自杀高发人群之一。抑郁症患者确诊后两年内自杀的发生率，男性自杀风险显著高于女性，女性50~59岁焦虑诊断后自杀率显著高于年轻女性，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中年群体是抑郁相关自杀的高发人群之一。中年人如果长期处于孤独状态，缺乏情感支持与社会连接，当遭遇抑郁困扰时，会产生强烈的无价值感和无意义感，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当他们陷入绝望时，既没有可以求助的对象，也没有渠道获得专业的心理干预，最终只能走向极端。孤独感导致抑郁后的自杀现象增长，不仅是一个个家庭的破碎，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损失。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中年群体的离世会造成劳动力的流失，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集体自杀行为会影响社会风气，引发其他陷入孤独与抑郁的中年人模仿，进一步加剧自杀率的上升，形成恶性循环。

3.3   中年孤独导致离婚率的上升

家庭是中年群体最重要的支持系统与精神寄托，当中年人面临工作压力、社会竞争等多重挑战时，家人的理解、陪伴和鼓励往往能给予其心理上的安全感，重拾面对生活的勇气。然而中年群体的孤独感会通过引发婚姻懈怠感、心理抑郁、身体亚健康等问题，逐渐侵蚀夫妻感情，最终导致婚姻破裂，推动离婚率上升。

近年来，我国中年离婚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成为婚姻家庭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民政部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138.3万对，和2025年同期对比，结婚少了26.4万对，离婚反倒增加5.2万对，离结比达到42.2%。据今日头条新闻报道，民政部门2025年的数据显示，35~45岁人群的离婚率已经飙到了28.7%。中年群体离婚率的上升的原因在物质层面可能是工作和经济压力大、生活琐事繁杂、子女教育与老人赡养责任繁重等多重挑战，在精神层面大多是伴侣之间情感连接的缺失，长期的孤独感导致伴侣间沟通交流受阻，进而产生心理上的距离。

人到中年，婚姻往往进入“倦怠期”，而孤独感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倦怠。中年夫妻大多面临着繁重的工作与家庭压力，新婚的新鲜感与刺激感也逐渐殆尽，情感需求被忽视、沟通减少与误会加深、生活压力、新鲜感缺失、外部诱惑等因素会导致中年伴侣的“同床异梦”，常常出现夫妻即使身处一个屋檐下也形同陌路的困境。长期处于孤独感的中年人倾向于减少与外界的沟通，而在夫妻关系中的表现就是对婚姻产生“懈怠心理”，即他们不再主动关心对方的需求，不再愿意为对方付出，甚至不再愿意与对方沟通，最终加剧个体的孤独感。这种恶性循环毫无疑问会导致夫妻间沟通质量下降和共同语言逐渐流失，破坏夫妻间的信任基础，从而加剧夫妻关系恶化。此外，孤独感引发的心理抑郁问题会让中年患者脾气易怒暴躁，或选择孤立自己、逃避家庭责任，夫妻隔阂进一步加深，让夫妻关系更加紧张。最后中年孤独导致的身体亚健康状况也会间接影响夫妻关系。中年时期的孤独感会诱发心血管等慢性疾病风险上升和身体免疫功能的下降，而在婚姻中身体亚健康的中年人往往没有足够的精力经营夫妻关系，无法满足对方的情感需求与生理需求，从而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因此，中年孤独通过加剧婚姻懈怠感和其所引发的心理抑郁与身体亚健康问题等导致中年离婚率的上升，这不仅会影响一个家庭的基本功能发挥，还会引发财产分割、抚养权争夺等纠纷，增加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中年孤独引发的中年抑郁症患者群体增长、自杀率上升、离婚率攀升，三大社会后果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不仅严重侵蚀着中年群体的身心健康，破坏着家庭的和谐稳定，而且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中年群体的身心健康与家庭幸福，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正视中年孤独处境，破解其引发的社会困局，已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4   中年友好型城市建设

中国正处于社会现代化加速发展与人口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职场竞争内卷化、独居人口规模扩大、不婚不育等社会现象日益凸显。作为职场骨干、家庭顶梁柱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年群体承担着养老、育儿、职业发展、婚姻维系的多重结构性压力。不断蔓延的中年孤独越发催生中年抑郁等相关严重社会后果，建设中年友好型城市已不再是只针对中年群体的福利保障，而是关乎社会和谐稳定、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系统性工程。

建设中年友好型城市，其本质上是破解中年群体结构性生存压力和缓解中年孤独的蔓延，需要立足压缩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情境，回应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新挑战，兼顾中年群体的物质需求与精神诉求，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补充、社会协同、家庭支撑的多元共治格局。作为全龄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年友好型城市并非独立于现有政策体系的全新工程，而是以“补短板、嵌需求、提效能”为原则，在全龄友好型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等现有政策框架中嵌入中年群体视角。中年友好型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在于尊重中年群体的价值，关怀中年群体的遭遇，在城市治理中完善制度保障体系，优化职场与家庭环境，培育年龄包容的社会氛围，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与干预，化解其在养老、育儿、职业、社交、健康和心理等方面的现实困境，让中年群体感受到城市社会的温暖与包容。中年友好型城市建设要体现空间硬环境与社会软环境的双重友好，旨在满足中年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都市已普遍将全龄包容作为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核心价值导向，在社区层面构建精细化、扁平化的服务体系，推动公共服务从效率优先转向包容公正，为中年友好型城市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路径。

4.1   完善“中年友好型”城市的制度保障体系

当前，我国针对中年群体的专项政策供给相对不足，反年龄歧视、养老育儿保障、职业支持等相关制度仍不完善，难以有效缓解中年群体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制度层面的系统性支撑不足，是导致中年人压力不断累积、孤独感持续蔓延的深层原因。因此，完善制度保障体系是中年友好型城市建设的首要任务。

第一，完善反年龄歧视的相关法律法规。须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牵头，联合司法行政部门、法院系统共同推进，工会组织全程参与监督。在司法层面，应发布指导性案例统一裁判尺度，明确超出法定资格要求的年龄限制均属无效，同时降低劳动者举证难度，要求企业就年龄限制的合理性承担证明责任。在行政管理层面，将年龄歧视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建立招聘广告审查机制，对违规企业予以公示并处罚。在操作路径上，可参照美国《就业中的年龄歧视法案》（ADEA）的执法实践，在相关法条修订中增设“禁止年龄歧视”专章，明确年龄歧视的认定标准与举证责任分配。同时还应进一步引导社会观念的转变，消除对大龄求职者的刻板印象，倡导多元化的人才观，推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发挥示范作用，探索放开职业发展中的年龄限制，让中年群体的职业能力与工作经验成为职场竞争的核心要素。

第二，优化养老和育儿保障制度。在养老服务方面，完善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协调发展机制，增加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减轻中年群体的养老照护压力。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重点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使老年人能够在熟悉的社区环境中获得专业照护，大幅减少中年子女的时间投入和照料负担。在育儿支持方面，全面落实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婚育假等政策，建立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确保政策红利真正惠及生育家庭。同时采取财政补贴、公益创投和个人付费相结合的多元筹资模式，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充分利用街道、社区现有设施、场所等公共服务资源，为婴幼儿提供家门口的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计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普惠托育服务，降低家庭教育与照护成本。养老与育儿政策分属民政与卫健两个系统，为避免政策碎片化，纳入现有“一老一小”政策框架之中，整合民政、卫健、人社、财政等多部门职能，统一制定养老育儿服务供给规划，确保政策协同推进。

第三，强化中年群体职业与社会保障。完善中年群体失业保障体系，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延长中年失业人员的领取期限，为其提供更充足的过渡缓冲。同时联合职业院校、社会培训机构推出中年群体专项技能提升计划，为中年失业群体提供系统化的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结合市场需求和个人特点定制培训方案，增强再就业能力。要提高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扩大社保覆盖面，将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者等群体全面纳入保障范围，缓解中年群体的经济与健康焦虑，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防范因病致贫返贫风险。

第四，统筹协调各部门政策。中年友好型城市建设涉及多个部门，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建立跨部门的协调工作机制，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成员包括人社、民政、卫健、住建、工会、妇联等部门，共同研究解决中年群体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还应加强政策衔接与落地监督，建立政策实施效果的动态评估机制，委托第三方机构每年开展中年群体生活满意度与孤独感抽样调查，确保各项政策精准对接中年群体需求，形成政策合力。

4.2   优化“中年友好型”城市的职场及家庭环境

中年群体的大部分时间被分配于工作场所和家庭空间，职场体验和家庭关系直接决定其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改善职场和家庭环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中年群体的压力，提升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因此是建设中年友好型城市的关键所在。

在职场层面，企业应重视中年职工的经验和价值，构建年龄包容的职场氛围，减少中年群体的职场疏离感和不信任感。树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人才评价理念，打破年龄刻板印象，为中年员工提供平等的晋升机会和发展空间。还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中年员工职业发展规划，结合个人经验优势和企业发展需求，设计个性化的成长路径，避免中年员工遭遇职业天花板。用人单位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控制中年职工工作时间，明确中年员工的劳动权益，保障中年群体的休息权和健康权。严格执行工时制度，遏制过度加班文化，推广弹性工作制，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保障员工休息、休假的权利。企业还应当建立科学的工作量管理机制，合理安排工作任务，完善员工健康管理体系，定期组织健康体检，对发现的健康风险进行及时干预。发挥行业协会的带头作用，加强对企业职场文化建设的引导与监督，营造尊重中年员工、重视中年人才的行业氛围。制定行业层面的中年友好用工指引，明确最佳实践标准，引导企业对照改进，牵头开展“中年友好企业”认证，对达标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补贴等激励，同时将认证结果作为企业评优、政府采购的参考依据。推动形成全行业共同关注、支持中年群体职业发展的良好局面，让尊重经验、珍视人才成为行业共识。

在家庭层面，首先，加强夫妻间情感沟通，提高沟通效率与质量，减少婚姻懈怠感，避免因缺乏沟通引发的矛盾与孤独。倡导夫妻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合理分配家务劳动和照护工作，避免责任过度集中于某一方。建立常态化的深度交流机制，不仅讨论事务性问题，而且关注彼此的情绪状态和心理需求，在相互倾听中增进感情联结。其次，引导亲子之间建立平等的沟通模式，鼓励子女理解中年父母的压力与困境，让子女了解父母工作的辛劳和家庭的经济状况，减少代沟对亲子关系的阻碍。家长也应当转变权威式的教育观念，以平等的姿态与子女交流，尊重子女的独立人格和想法选择，在保持情感联结的同时给予子女充分的成长空间。最后，强化家庭代际互助，老年长辈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适当协助料理家务、照料孙辈，减轻中年子女的生活负担；中年子女则应关注父母的身心健康，定期陪伴交流，提供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这种互助模式既符合中国家庭文化传统，又能在代际互动中增进情感联系，缓解各方的孤独感。

4.3   培育“中年友好型”城市中年友好的社会氛围

社会环境对个体的生存状态具有深刻影响，良好的社会支持体系和友好的社会氛围能够显著降低中年群体的心理压力，增强其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中年友好型城市建设的精神支撑。

一是营造尊重与包容的社会氛围。由宣传部门、文明办牵头，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协同，通过纪录片、人物专访、公益广告等形式，弘扬中年群体的责任与担当，展现中年群体在职业发展、家庭建设及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增进社会各年龄段对中年群体的理解和认同，使尊重中年、关爱中年成为城市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完善社会支持体系。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具有贴近居民、组织便利的天然优势，是构建中年社会支持网络的最佳载体。依托社区搭建中年群体社交与服务平台，鼓励中年群体主动参与社区活动与公共事务，建立社区邻里互助机制，提高其社会交往频率，构建有温度的社区共同体。三是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结合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统筹布局各类生活服务设施，推动优质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下沉，满足中年群体基本消费、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体育等多元需求。充分利用存量闲置房屋和低效用地，优先补齐民生领域公共服务设施的短板，通过城市更新行动[29]持续改善社区人居环境。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发展智慧养老、社区养老等新型服务模式，为中年群体提供多元化支持。四是营造终身学习的社会氛围。充分利用开放大学、社区学院、老年大学等现有教育资源，开设面向中年群体的特色课程，搭建中年群体学习平台，鼓励中年群体主动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增强其应对职业挑战和生活变化的能力。

4.4   加强“中年友好型”城市的心理健康服务及干预

中年群体由于多重角色压力叠加，心理问题隐蔽性相对其他群体较强，这往往会延误最佳干预时机。建立健全覆盖全周期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对于防范因中年群体孤独感而导致的抑郁等心理问题的蔓延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年友好型城市建设的重要环节。

一是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由卫生健康部门带头，将中年群体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基础服务经费纳入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统筹，专项干预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向专业机构采购。在社区设立心理健康服务站并配备专业心理咨询人员，为中年群体提供心理疏导与危机介入等服务。二是加强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普及，通过媒体和社区等渠道，开展心理健康科普讲座与宣传活动，引导中年群体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主动关注自身心理状态，学会情绪的自我调节。三是搭建多元化心理服务平台，借助网络数字技术开发线上心理服务平台，推出更加便捷的心理服务；同时，鼓励中年群体建立互助网络，通过同伴交流、兴趣小组等形式，相互倾诉、相互支持，缓解心理孤独。四是强化心理危机干预，重点关注失业、疾病、婚姻破裂等面临危机事件的中年群体，及时开展心理干预与救助服务；加强心理健康人才队伍建设，开展基层心理服务人员培训，提升心理服务的专业性与针对性，防范中年孤独向抑郁、自杀等蔓延。

中年友好型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制度变革、服务供给、设施建设等多个维度，需要结合公共资源约束与需求紧迫性阶梯式进行。短期内可以实施的举措包括心理健康知识科普宣传、企业弹性工作制推广、反年龄歧视宣传倡导等。这类措施主要依托现有机构与人员开展，通过现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快速落地，能够在短期内提升中年群体的幸福感知度与获得感。中期重点突破社区普惠养老托育网点建设、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站配备、中年失业保障与技能提升、“中年友好企业”认证激励等。这类措施需要一定的财政投入与制度配套，但均属于现有政策框架内的优化延伸，可依托现有养老、卫健、人社等部门体系逐步推进。长期建设涉及法律法规修订、部门职能调整与制度体系重构，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推动，如反年龄歧视专项立法、跨部门协调机制常态化、全龄友好政策体系全面整合、终身学习体系全覆盖等，其任务是将“中年友好”的理念全面嵌入城市规划、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中，实现中年友好型城市常态化、持续化运行。

建设中年友好型城市，是化解社会发展矛盾和推动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全龄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坚持以中年群体需求为导向，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多元共治格局，持续完善政策制度、优化职场和家庭环境、强化社会支持和文化引导、补齐心理服务短板，才能减少中年群体的结构性生存压力从而缓解中年孤独蔓延，让中年群体在承担社会和家庭责任的同时获得足够的支持与关怀，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同共进，为构建社会和谐稳定、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5   结语

本文围绕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背景下日益凸显的“中年孤独”现象，系统探讨了城市中年群体孤独感的现状特征、生成机制和社会后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中年友好型城市的应对路径。通过实证分析与多理论视角的交叉阐释，研究发现：在压缩型现代化与个体化社会进程中，中年孤独并非个体心理问题的简单外显，而是制度支持缺位、社会关系松动、情感联系耗竭三者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结构性困境。因此，中年孤独的应对无法仅依靠个体的调适来完成，而需要从城市治理和社会建设的层面作出系统性回应。

加快建设中年友好型城市，不仅是投资于人的战略需求，而且是对全龄友好型城市社会建设的重要补充，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当然，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CFPS数据为横截面的调查难以揭示因果动态演变；中年友好型城市的具体政策设计与效果评估仍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未来研究可结合追踪数据与跨区域比较，深入探讨不同制度环境下中年孤独的演化路径及其干预机制的适配性问题。唯有在持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才能真正构建一个对中年群体更加友好、包容与可持续的城市社会生态。

（转载自中国名城杂志社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