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社会网络一体化理论认知视角下，“全球城市”在经济领域的高度集中和节点控制功能在发生某种改变，其最突出的是金融中心高度集聚功能的某种改变。

美国学者马克·戈特迪纳等对沙森的“全球城市控制功能”等概念提出了诸多质疑：他认为现代全球网络社会的智能化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使金融中心“完全脱离了特定城市中金融活动的中心化”，譬如“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NASDAQ）”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股票市场：与纽约、伦敦或东京的交易所不同，NASDAQ缺少交易场地（应该翻译为“不需要交易场地”），而是通过电话和光纤电缆将世界50万商人联系起来。

与此类似，巴黎、比利时、西班牙、多伦多等，近期都废止了场地，金融从业的“股东可以处于任何地方”。他们还认为“‘全球城市’的命题在许多城市案例中总是会被简单化”，因为“新兴的信息经济，以及对各类型电子通讯的加速使用，即具有去中心化的反向趋势，又为包括多中心区域增长在内的新中心发展提供了支持”。这里强调了“去中心化”和“新中心”的发生，新的网络社会科技的繁荣和全球网络一体化，改变的不仅仅是相关理论，还包括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改造的手段，从广泛的意义上同时获取信息又可以全球远距离管理控制工作的方式，不仅改变了工作岗位的空间区位定义，也改变了工作时间的定义，同时还改变了就业关系和企业组织形式。

卡斯特在一次演讲中说：“全球化经济的另一个层面是金融市场，金融市场遍布全球，所有的东西都是放在金融界，金融的大云当中。而这个云是在以光速不停移动，货币与货币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快速地流动实现货币价值的最大化。”抑或可以说，“全球城市”之所以被称为“全球城市”，其核心价值就是在全球流通中对金融流通的主导性控制，在以往的“全球城市”理论中，哪座城市成为全球意义上的金融中心，哪座城市必然是“全球城市”，虽然目前仍然还是如此，但是内在却已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全球网络一体化金融”和金融网络化的发展超出了人类的预期，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一种惊喜与意外，“伴随着许多次级活动被数字化和去中心化……在过去的10年中，伦敦已经见证了金融服务业岗位的大幅缩减。这些岗位将由商业服务的增加所弥补”。

显然，中国金融业务岗位的缩减更加明显。更值得深思的是，《城市研究核心概念》的作者还认为：“伦敦经济中60%的就业岗位要指望地方和国家而非全球市场需求。所以，认为金融交易活动需要那种可形成在‘全球城市’中心街区聚焦的同类型的面对面的互动，这种假设现在有可能被高估了。”作者对“全球城市”的金融中心控制能力、价值的怀疑是直截了当的，现代网络社会带来的工作方式革命，正在检验、校正“全球城市”的功能与价值，其变革率先在金融领域并不是偶然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普遍的非货币化倾向—穷乡僻壤也可以用手机付费，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变化。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来临》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后现代社会的城市：从过去的“大量的城市集中”到今天的“大规模的通讯交往”，反映的是网络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无定位城市区域（non place urban realm）正以一套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网络体系取代实际上的中心城市。随着迅捷的交通使设址于中心地带沦为一种选择而不是必须，新的西部城市将采取远为松散、更为开放的格局。”

这一观点始于20世纪70年代，与此同时，万斯在1977年出版的《延伸的城市—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态学》中，描述的未来新型城市是没有中心、没有明确定位的。正如该书用一名记者对这种城市的评价是：未来城市将“无顶、无底、无形、无际……随机的、迷乱的、未加计划”的。“它的郊区是‘不定形的’，它是一个‘强烈进取的有机体’。”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展表现了“全球城市”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控制功能，并直接参与“全球产业新文化分工”。

现实的国际经济体系已经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竞合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由城市价值链相互联系或由互相贸易依赖形成结盟关系的各种共同体之间的竞合关系，全球构成了以“要素经济为纽带”的全球网络社会体系，“全球秩序控制节点”可能、可以发生在任何大城市，也可以、可能发生在任何中小城市或任何地点。

所谓全球网络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网络与智能技术、金融与人才市场、国际贸易与跨国生产以及某种程度的科技和专业劳动在内的“泛全球化分工”，即除了“全球城市”以外，某个村庄、某个有技能的个体也能够参与全球分工并创造新的控制节点。全球化网络社会体系使策略性影响、经济系统互动可以在全球各层次相互跨界连接，无中心化趋势是网络时代的一个结晶和时代财富，具有不可抗拒性和中心地点的模糊性，正在“创造着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这个“全球性的社会结构”是全球网络社会嬗变的结果，并带来“功能均质化”和中心定位无序化的结果。

金融中心在网络上的“区位熵”随时随地可再造，甚至出人预料。网络社会的金融集聚促成新中心结构并在任何地点都可以发生，虽然这种成长不是极端型的某一空间的发展，但在网络社会已经产生新的功能。

长期研究网络社会的曼纽尔·卡斯特对网络社会带来的全球城市变化又有了新的认识，他说：网络经济有五个相关联的维度：

第一个，网络经济是全球性的。“网络经济是基于全球的金融、生产、消费、商务、科学、技术和创新的网络。”全球主要的研究型大学，有90%都是在欧美国家。全球研发比例有75%都集中在欧美的企业和组织当中。这决定了城市发展速度和科学技术设施的发展状况。比较相关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全球研究型大学、全球研发中心是全球城市发展的“文化动力因”之一，甚至具有某种因果关系，有了这样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机制，才使纽约、伦敦、巴黎、柏林和苏黎世等城市成为全球经济秩序的控制节点。

卡斯特提出的网络时代还有另外四个维度，也能够清楚说明“全球城市”功能与价值体系的变化：

第一个是全球信息运用的竞争性，引入用于生产和流程中的创新能力。

第二个是网络经济会创造新的组织结构，叫作网络体验。

第三个是体现在工作流程上：劳动力和就业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具灵活性。

第四个是知识和信息的不平等分配。

他的第四个维度笔者不敢苟同，网络社会“知识和信息不平等分配”的观点有些过时，而网络社会的最大价值在于：“知识和信息可以平等获取”，因知识和信息不是“被分配的”，只要你愿意或在一个公平的社会机制内就可以随时随地获取知识和信息，这也是动摇“全球城市”垄断基石的根本原因所在。

卡斯特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建构城市内在发展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觉性，应该是“全球城市”研究和建设的重点所在。全球网络社会智能化为全球化城市竞争创造了高速轨道，一方面迫使城市发展、竞争必须强化自身特色，寻找差异化定位；一方面又在创造多中心和多元化网络集聚模式，建构广域化的“长尾蓝海市场”，其结果孕育、催生了国际化意义上“全球乡村”的产生！它与“全球城市”概念构成一对范畴，表现了全球化多中心、多节点、多样态、多极化和去中心化的趋势，全球网络中心结点发生的模糊化和具有不可抗拒性的结果，反证了“全球乡村”发生的必然性。正如吉登斯所说：“全球化不仅产生向上的拉力，而且也产生了向下的拉力，给地方独立带来了新的压力。”而这个新的压力集中体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这一现象带来的结果是：使任何地方都可以产生新的经济要素集聚与扩散高地。

全球社会网络化在建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在传统城市化即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图景下，如今浩荡的“全球乡村”重构—或者说在“再地方化”的图景中，全球化网络化将城乡关系嵌入在更加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处于全球关系网络节点位置的乡村与城市一样，以“地方网络行动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网络社会的生产分工，这一时代的回响超过任何时候！“网络社会好比摆在我们面前的城建用地，邀请我们设计和建设比特之城（即21世纪的都市）……这将是一个不依附于地球上任何一个确定地点而存在的城市，其格局不取决于交通的便利和土地的有用性，而受互联性与宽带程度的制约。”

这在以网络身份参与全球分工的“乡村行动者”的行业中已产生结果，此仅举三例：

一是全球范围“国际慢城文化”在中国乡村中的建设推广;

二是浙江莫干山“洋家乐”民宿经济与民宿文化的兴起；

三是“全球化乡村样板”、全球网络社会一体化的经济范式—中国淘宝村的崛起。

截至2022年，淘宝村已经覆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180个市（地区），数量达到7780个，较去年增加757个，增速11%；“淘宝镇”数量达到2429个，新增258个，可见数字经济与乡村深度融合仍然具有较大潜力。被概念化为“全球乡村”的徐州沙集镇从2006年以“网络+公司+农户”模式开始家具生产网络销售，短短几年从零到破万，产品品类不断丰富，销售渠道也越来越广，从单纯内销到出口创汇，2020年亚马逊平台销售额突破500万美元。

信手拈来的案例有：广东省狮山镇有30多家500强企业，产值超过千亿；江苏玉山镇产值650亿；江苏张家港永联村销售收入超过700亿；等等。另外，很多特色产业小镇的特色产业已经垄断了全球市场：如小提琴、钢卷尺、泳衣、淡水珍珠……很多产品生产和销售都占全球的30%到70%以上。

“全球乡村”节点控制功能有如下特征：

一是控制着某类商品信息和价格指数；

二是控制着经济领域某些产业的成长、发展和商品的全球流通广度，某种程度上控制着某一类产品的产量、价格和品质；

三是控制着市场和商品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产品创新的功能和属性等，这就是“全球乡村”在“全球城市”面前的价值与意义。

甚至可以说，一方面，在全球新产业分工中，“全球乡村”的“网络行动者”正在分担、分化着“全球城市”的某些功能；另一方面也在补充和优化“全球城市”的结构性功能不足。

我们认同卡斯特的观点：“我们社会中主要支配性过程都接在网络里，这些网络连接了不同的地方，并且生产财富、处理信息以及制造权力的层级，分配每个地方特定角色和权力，而这最终决定了每个地域的命运。”“全球乡村”使处于区域中心位置的“全球城市”正在被重新定义，淘宝村的口号是“我们在买世界和卖世界”，一个淘宝村可以定义和定位为全球市场，参与全球的产业分工，这也是网络社会条件下“全球乡村”的价值所在。

“全球乡村”在某些方面已经产生了与“全球城市”相对应的价值与功能，虽然还处在发展阶段，但是对某些产业和行业在全球流通中的“依赖与控制”功能已经显见，“全球乡村”已经成为参与全球城市分工的一个结构化空间结点和“全球城市”价值链的一个关键环节。

从城市社会学视角来看，“全球乡村”正在重新定义全球城市化与全球城市文明普及率的内涵，城市化就是城市生活方式普及化。浙江德清“洋家乐”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文化载体，在深山的村落群里自发形成国际化的“洋家乐”民宿群（散落在十几个村落），通过全球网络直接与世界联通，莫干山周边的十几个村庄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创业、就业、研学和休闲的“全球化乡村”，在这里可以全球预定并拥有统一的品牌、商标、网站、微信账号和整体对外营销形象。

在村庄里，既有巴黎人、首尔人和开普敦人……也有开设各种各样“洋家乐”的上海人、北京人、杭州人和南京人等。一面改变、引导乡村人的生活方式；一面传递、创造城市文明，构建有特色的“全球化乡村”的生活方式。深山民宿的夜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创客和游客聚会，是一个典型“克里奥尔化”的地方。这样的乡村，融合着全世界，一面在创造网络社会时代的城市文明生活方式，一面在创造与世界一体化同步的全球化乡村节点。

全球网络社会改变着“全球城市”，也在构建着“全球乡村”，因应时代召唤，中国淘宝村给我们很多启示：经济增长要素的“集聚与扩散”，已经不以“集中与分散”的方式展开，传统实体空间区位价值正在被新的“网络区位空间”所替代，在全球范围展开的“去中心化”是一场新的经济革命，用淘宝村村长的话说：“网络世界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随时随地面对面工作与沟通，而不需要到大城市中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