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视野下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建设[①]
张鸿雁 房冠辛

（作者：张鸿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房冠辛，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地址：南京市，邮编：210046）

摘要：在全球城市化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双重语境之下，城市文化的非地方化和城市“地点精神”的丧失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既是国家地域生产力构成的集中表现形式，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经典性文化样板和类型，更是世界人类文化必须保护的瑰宝之一。面对少数民族城市文化特质和文化基因的某种“被消亡”，我们需对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建构提出全新的思考：首先，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为”为理论及行动纲领来引导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创新。其次，从推动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视角，复兴少数民族城市的特色文化。其三，遵循“在保护中传承与创新，在创新中传承与保护”原则与“技术路线图”，最终以“自觉”和“自为”的方式创造“城市文化资本”，建构独特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的场域精神。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文化自觉   少数民族   特色文化城市

     全球化正在改变世界的文化格局，几乎所有的城市文化特色都面临着被世界一体化潮流所吞噬的可能和现实。2013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2%[②]，“新型城镇化”[③]被作为国家重要顶层战略提出，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而且也使中国社会处于城市全球化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双重建构语境之下，这一过程预示着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典型城市社会转型的整体变迁期。如何使中国的城市特色文化在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裹挟中，既能够走在世界前列，又能够保持城市的民族特色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峻且紧迫的问题。

     本文从城市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以全球一体化和全球城市化为背景，将“新型城镇化”作为逻辑论述的起点，力求对中国城市社会来临背景下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的理论与实践建构提出系统性的思考，并尝试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从文化的视角提出新的分析路径和发展模式。

一、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少数民族特色城市化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1、全球一体化语境下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面临的挑战

     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文化的全球化，而其载体就是全球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全球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学问题，它更是一个文化的问题。”[④]全球化的文化整合，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其他国家“传统民族文化体系”的替代性冲击，这种冲击不仅表现为强弱文化之间的不对等影响，更表现为强文化对弱文化的“强行交流”和“文化覆盖”，这种“强行交流”和“文化覆盖”往往是以“强经济”为依托，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地方文化进行“文化渗透”，改变甚至是荡涤地方文化。这种文化的不均衡渗透已经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形式，甚至有人认为“全球化隐含的假定就是某种主导文化——假定是西方文化或美国文化——将征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⑤]假如人类文化单一化发展的现象任其发展，亦如自然界植物物种的单一化一样，对人类社会或者是自然界来说必然是一种灾难性结果，无论从城市社会学还是从人类学的理论上来认识，世界文化的单一化发展必然是人类文化的整体性倒退！而少数民族城市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更是普遍表现为“弱势边缘”的文化现象，其“被冲击、被重组、被改造”的趋势正在显性化。

     城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文化发展的前沿，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具有某种边缘性特质的少数民族城市文化必然首当其冲受到整合。特别是在以西方城市化理论为主导的当代中国，城市化已经出现了某种本土文化特质“结构性缺失”的现象，很多城市不仅丧失了“中国式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⑥]，其自身的“集体记忆”和历史文脉也在“被断裂”。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面对西方文化价值观及“文化消费主义”的扩张，有些城市忘却了对城市文化记忆的保护，少了真正的“文化自觉”[⑦]，特别是缺少了“城市文化自觉”[⑧]。有些地区和城市把西方文化价值观作为城市文化建设的标杆，以此为圭臬强行整合中国少数民族城市文化的内涵，出现了对“西方式城市文化现代化”不加反思套用的现象，因而导致了一些少数民族城市文化的地方性、民族性和特色文化在不同程度上被抹杀了。比如现在的呼和浩特，“无论是城市东南方开发的庞大建筑群，还是旧城老区重新改造景观街项目等，主要是以规模来取胜的，不是以内涵来取胜的。这种城市风格有时是对西方建筑风格刻意模仿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民族的、中国的” [⑨]。

     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击，正确的做法是直面并参与“全球城市值链”[⑩]的竞争，将特色文化作为少数民族城市介入全球城市文化价值链高端环节的主体。世界城市发展的经验证明，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特色文化城市建设恰恰可以作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动力，美国学者托尼·米尔（Toby·Miller）就曾提出“文化劳动的新国际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r，NICL）”[11]的观点。而在以文化价值为核心的全球化竞争当中，由于文化本身的均质性和对“固有资源不依赖性”，任何具有唯一性和创新性的文化都具有全球竞争性的价值，并可以寻求以“嵌入性”的方式在全球城市文化价值链中占有一席之地。少数民族城市文化具备传统的天赋性、高认同性、地方性、垄断性和强资源性，既可以直接进入国际竞争的前沿，又可以转化为城市的经济资本、财富资本和“城市文化资本”[12]。因此，打造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突破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和最优路径。

2、新型城镇化必然引发新一轮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特色文化空间的重组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文化城市作为社会发展和城市人类学的典范性样本，不仅要注意在城镇化进程中保护和创新自己的特色文化，更要注意在中国高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避免“被消亡”和被潜移默化地改变属性。

     中国仅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近二百年的城市化路程，现阶段的城市人口已经接近7个亿[13]。如果再以发达国家城镇化每25年左右翻一番的规律来设定，中国在2038年前后的城市化水平至少要超过85%左右[14]，在这一社会结构变迁期内，结构性城市问题的控制和创新型的城市化路径将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这也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将“新型城镇化”[15]作为中国未来三十年发展的重要动力的原因之一。“新型城镇化”不仅可以释放“中国巨大内需动力”[16]，更是解决中国诸多社会结构性问题[17]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在矫正以往因为“制度投入主导型” [18]城市化而导致的千篇一律、缺乏特色文化的发展模式方面有着巨大作用。以往在中国城市化所谓“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各种“不中不西、不南不北、不伦不类”的建筑和文化形态在很多少数民族城市中大行其道，少数民族城市的特色文化、历史风格、有机秩序等方面的本土化几乎无从谈起：既没有提出特色文化城市的建设主张，也没有实际的特色城市建设成果。很多少数民族城市无论是在城市空间与结构、街区尺度与形式、景观要素与历史记忆符号等方面，还是在市民日常文化行为、民族节日等文化活动与时尚方面都表现出西方化的趋势。而城市的某些文化要素又过度地表现为“同质化”的现象，仅以城市精神文化的建构为例：各省市推出的城市精神口号以“创新”、“开放”、“和谐”等出现频率最高。“东部沿海城市多以‘海纳百川’来体现包容；西部地区更倾向用团结奉献、艰苦奋斗等词汇”[19]，虽然这些都无可厚非，但如此缺乏个性、缺乏特色文化城市品质的定位，注定难以成为具备“全球辨识性”的文明城市[20]，也不可能真正参与全球资源再分配的竞争。

     “新型城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其内核是城镇就业体系与市民生活方式的建构，同时也是在重构和重组城乡社会结构，在地域空间上创造城乡一体的空间再生产过程。中国特有的国情状况是：作为“城乡多梯度差异社会结构”[21]，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后现代城市社会形成了一个长长的社会发展阶梯，当上海已成为国际性大都市文化空间的时候，中西部很多地方还处于传统的乡土社会。“新型城镇化”必然带来社会更快速更深刻的社会变迁，传统城市空间和城市文化的集体记忆被消失是必然会发生的社会问题。因此，提出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建设研究的理论模式和建构路径就成为保证当代中国城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健康发展所必须的，而且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来加以研究并建构一个科学的、理性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发展行动纲领”，用以指导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的建设。

     在“城市社会来临”[22]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双重语境下，中国城市社会的问题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主体问题之一，必须对以往特色文化城市建设的某些失误进行反思，同时还要认识到少数民族城市所面临的城市专有问题会更加深刻而复杂，特色文化城市的建设恰恰是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城市专有社会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的方法之一。“新型城镇化”必然是要以人为核心，均衡考量城市发展过程中“人的素质与文化行为”、“产业与就业”、“生活与质量”、“制度与政策”、“文化与传承”以及“土地——自然环境空间形态”六者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因此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必然会推进少数民族城市市民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其发展的“内生性”规律也要求必须将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作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典范和样本，因为这是中国多样化、多层次城镇化路径成功的前提之一。 为此，需利用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整合多种产业、生活、生态和社会组织等要素，最终成为具备“自我更新、自我辐射、自我反检”能力的特色文化城市动态系统，将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从传统的简单的“文化容器”功能上升为“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创新“场域”[23]，真正实现少数民族城市的主要功能，达到“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24]的理想境界。

3、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文化动力因”的重拾与重构

     “文化动力因”[25]必将成为中国下阶段城市发展的新助推器！只有文化才可以铸造长盛不衰的城市，西方有学者认为“某些著名的城市，如巴比伦、罗马、雅典、北京、巴黎、伦敦等城市成功地支配了各自国家的历史…….那只是因为这些城市始终能够代表他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并把其大部分留传给后代。”[26]同时这些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之都和世界文化名城的城市都能够巧妙利用自身特色文化创造核心竞争力，将全世界的文化资源进行“吸取、整合和再创造”，把外来文化作为提供本土文化创新的土壤和“营养”，在“改头换面”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后，培养出城市“文化资本炼金术”[27]的功能与价值，从而获取强势的特色文化城市话语权，充分发挥城市地域生产力构成的功能，引导本国和本地区的社会发展。这实际上是“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驱动的“特色文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例证和路径。

     少数民族城市中优秀的特色文化传统具备了历史的延伸价值和文化刚性价值，经过历史涤荡而留存下来的这些文化带有独特而持久的魅力，并与特定的群体、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生活方式、特定文化价值取向乃至特定生产方式、特定的自然条件紧密贴合，形成了以地方性为“底色”特点的文化形态，具备了饶瑟尔·利夫斯（Rosser Reeves）所提出的“独特卖点”[28]内涵，因而就也必然性地成为建构“城市文化资本”的重要动力源。以少数民族文化为特色的城市本身就是“原真性文化”、“唯一性文化”和“文化资本垄断性”的综合体，天生就拥有最坚固、最显著、最鲜明、最持久的文化基因和城市象征。

     从“城市文化动力因”到“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打造，既是城市文明现代性与民族文化独特性融合的过程，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力的有机互动过程：首先，将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作为“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核心要素会极大反哺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保存和创新发展。比如丽江的“东巴经文本”因口传心授的缘故已经日渐濒危，但随着旅游带动的城市化进程，“东巴文”借由文化商品化实现了符号意义的现代化表达，现在的丽江，“随处可见东巴文点缀的工艺品和饰品，外地年轻人尤有兴趣”[29]。其次，以“本地化、符号化、原生态化、民俗化和唯一性”为关键词的特色城市文化动力体系，可以更好地整合城市的其他要素，形成一种地方性的文化生产场域。最后，打造独特“城市文化资本”能够使得处于“后发位置”的中国少数民族城市，在全球性竞争与新型城镇化的双重语境下，形成典型的差异化定位和后发优势，并发挥自身独有的优质文化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建设的理论内核与思路

1、学术视角与理论整合

     学界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城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其主流思路依然集中在社会融入、社区管理、文化冲突和就业保障[30]等中微观层面，相关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社会政策和福利、社会管理和社区建设等细分学术领域。也有学者从上述角度出发，开研究到城市化对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状况的冲击[31]。如有的学者指出，随着云南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融入难、管理难、保障难的问题和困境[32]；有学者重点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文化缺失问题，并从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角度给出解释[33]。还有学者以藏族流动人口为例，描述藏族在经济、生活、心理等方面对城市化存在一定的文化不适应性，分析原因并给出相应对策[34]。从总体上说，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并且已经意识到要从整体层面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与城镇化之间关系的顶层思考[35]，但诚如有学者所言，目前相关的研究范式依旧停留在“族别”层面，对于中华民族的“一体化”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之间的复杂问题还缺乏深入探讨[36]，这种拘囿性思维会阻碍我们进一步对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城镇化融入和适应进行主动思考和创新尝试。

     而在研究方法上，学界目前采用的多是人类学传统观察和田野调查等方法，将文化普通论（universalism）、全貌论（holism）、文化适应和变迁论（adaptation）、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等理论应用在对城市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上，这些研究方法的必要性已经被证实，而且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在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和城镇化发展关系的研究中，我们还需要从现代性建构的视角出发进行创新，因为城镇化的本质并非简单地指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里，其深层次的内涵是“指社会中城市和非城市区之间的来往和相互联系日益增多这种过程”[37]，城市在本质上是一种与传统乡村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是“契约型”市民社会的再建构过程。因此，如果撇开了多民族历史、少数民族特有的城市“集体记忆”与地方文化的价值取向等错综复杂的相互关联，单独和孤立的进行“族别”民族史或“族别”民族文化的解说，就将会失去很多（现实）意义[38]。

     这就要求我们在破除传统研究理论和方法局限的同时，构建一个契合新型城镇化语境的、具有本土特色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研究的理论模式和方法路径，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上研究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建构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为”的一体化。惟其如此，才能够在整合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价值链基础上，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创新，进而才能够从国家顶层战略设计的角度谋划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建设的战略模式与未来蓝图。

2、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为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关于处理多民族国家关系和乡土文化发展问题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目前学界对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主流观点。“文化自觉”实际上是在强调文化主体的选择自由性和主动选择能力，即“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39]。作为一个文化“场域”[40]概念，学界围绕其进行了不同的讨论，有学者认为要“文化自觉”包含了“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41]还有学者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提出：“文化自觉是民族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力，全球化的到来为文化自觉提供了最大机遇”[42]。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是“文化自觉”所内含的对文化的选择能力，特别是从传统乡村文化自觉到“城市文化自觉”[43]的再思考。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发现，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传统乡村文化的自觉，而忽略了城市的文化自觉。但在当下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特别是在全球化城市间的竞争中，某些城市明显地表现了“文化的不自觉”，甚至是某种保守性和落后性。在新型城镇化的蓝图中，“城市文化自觉”已经成为一个城市改革开放程度的表征。特色文化城市的研究与建设，其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城市的文化自觉与自为。在逻辑上，城市“文化自觉”与城市“文化自为”应该形成必然性的结构体，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化行动链条”。具体来说，这个链条应该包含三个基本环节：

     首先是“涤清”——文化自反认知。“‘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44]。“涤清”实质上是一种建构性的反思过程，即将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的自身文化的“反思性”认识与主动文化筛选结合起来，只有认真地反思才能够科学的建构。“纯反思——反思的自为面对被反思的自为的在场——同时是反思的原始形式和理想形式……这种形式是通过一种涤清（Katharsis）获得的。”[45]这种文化自反认知的尝试，实际上也是对城市现代化和社会现代性的一种深化和升华。

     其次是“主体”——特色文化城市价值链的建构。城市“文化自觉”的目的是“文化主体性”功能的放大和文化创新自为能力的提升，即对城市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46]，树立少数民族城市文化的“主体性”价值，在本质上是对本民族或地方文化在面对现代化诉求时能动性的理性认知，以此来实现少数民族城市的“文化主体性”[47]。这种主体性通过城市自身形成的“天赋文化”与“文化自觉-文化自为”进行双重整合，最终成为少数民族城市特有的“内在文化动力机制”。这个“内在文化动力机制”的功能不仅仅是保存传统，更重要的是创新传统；不仅仅是保留特色，更重要的是在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创造并完善特色文化功能，形成城市自身独有的历史性有机风格。

     最后是“选择”——城市文化的择优能力。“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 [48]。“文化自为”[49]所要做到的不仅仅是认清自己，更要认清世界的文化发展趋势和未来规律。古今中外的文化历史变迁的经验告诉我们，选择、保护和创新本民族的文化，是应对他者竞争进而在多文化的挑战中生存的关键所在。“成型程度不同的种种‘世界’形象在‘世界历史’中已经发生作用，并且在整个‘世界历史’中常常引出很重要的结果”[50]。因此，城市特色文化的选择能力，已经成为城市走向世界的外化表现。其主要意涵是：寻求发展的城市必须在全球化的解释语境中具备择优的文化选择能力，特色文化城市的建构成为参与全球竞争的不可或缺的“文化身份”。

     面对世界城市化的大潮和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的重构必须多路径并行。需将“文化自觉”式的强基础性保护与“文化自为”式的再生产性保护作为关键步骤和核心抓手。否则“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迅猛推进，以无法阻挡的穿透力渗透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刚性结构中”[51]，最终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优秀民族文化失去活力。既然城市化是一种必然，对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建设来说，我们的择优选择也只有一种：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创新式的保护与开发。为此我们就必须构建一个包括法律、政策、理论、实践、应用和工具在一起的范式（paradigm）[52]与特色文化城市建设的技术路线图，以指导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

3、核心价值与文化模式

     特色文化城市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与进化。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将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的核心价值取向与城市文化模式进行“联动思考、一体推行”，以核心价值取向引导城市文化模式，以城市文化模式支撑核心价值取向，从而实现建设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的目的。

     创新的土壤比创新本身更重要。建设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的核心价值就是要赋予城市发展更进一步的“生命性”与“唯一性”，将过去城市单一、被动的“文化容器”功能进行再造和升级，成为一个拥有文化自主选择能力、自主再生产能力、自主资本化运作能力的文化反射型“区域中心城市”[53]，具体来说，就是致力于将城市打造成为融“城市文化价值的唯一性、多元文化的包容性、择优的文化选择性、城市文化的资本性、吸纳与反射世界文化的功能性”为一体的有机整复合空间。为了实现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核心价值的建构目标，必须形成与其紧密镶嵌、能够给与有力发展支撑的文化建设模式，我们认为，健全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建设模式至少应有如下六个必备环节：

     一是强保护性前提下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续存机制。应当具有完整的法制监管机制、人文环境动态监管机制、专家与市民共同参与监管机制三大保护措施。以博物馆、历史文化遗迹、特色民居历史街区为载体，辅之以多样化的民族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形成对城市中唯一性文化资源的原生态为主旨的强保护体系。

     二是鲜活性的特色民族文化实体空间续存机制。突破现有城市中少数民族居住区功能过于单一的局限，创造少数民族文化典型的历史地段和历史街区生活体系，将日常城市生活、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生活、民俗与民族风情等多种文化要素存留在城市生活体系内，构建具有原真性的、“鲜活性”的民族文化生活空间。

     三是民族性的特色文化城市品牌续存机制。民族特色文化城市应当具有自己的城市文化品牌，这就要求城市以少数民族文化中特有的商品特产、会展商贸、文化艺术、城市媒体、城市形象定位等为依托进行有机整合，形成一个有民族文化特质的、具有地方唯一性的立体化的城市文化品牌形象系统。

     四是以幸福生活为本质特征的城市就业续存机制。充分就业是城市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也是特色文化城市打造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相对充分的就业，特色文化城市的建设就是无米之炊。需要强调的是：让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在各种就业领域中形成文化意义上的有机融合，也是特色文化城市的一个重要内涵。

     五是特色文化城市生产型服务业续存机制。从大文化产业的角度出发，调整城市中的文化产业结构，将特色民居、特色商品、特色餐饮等“泛文化旅游产业”作为特色文化城市发展的支柱型产业，促进“特色文化-旅游”、“特色文化-科技”、“特色文化-商贸”、“特色文化-教育”、“特色文化-农业”等多方联动，打造独有的少数民族城市特色经济文化产业结构，形成以特色文化竞争力为核心的城市综合竞争力。

     六是“文化反射型”中心城市功能的续存机制。之所以强调“文化反射型”的城市化文化，是因为特色文化城市必然要依赖区域性的少数民族文化反哺，其本身就具有典型的文化集聚与辐射双向功能[54]，应谋求成为区域文化的辐射中心，亦如钻石的光折射和反射面功能一样，在特色文化城市建设中强化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和自身文化的对外传播与创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区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形成永续发展模式，进而参与“全球城市价值链”的竞争。

     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的建构不仅仅是一个复合型系统工程，更是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富民与福民”型城市发展道路的一次综合性尝试。因此，在构建其自身核心价值与文化模式的同时，必须尽快进行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建设跨学科的顶层设计。

三、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建构之路径

     “世界已进入城市千年…….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正受到全球化强有力的推动。”[55]在此情形下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必须打造一个可以直面国际城市竞争的文化核心竞争力。针对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建设特殊路径，我们将顶层设计与实践性操作有机结合起来，形成针对性的“技术路径图”（图一）

[71] Hall P, Cities in Civilization, New York: Fromm International, 2001, p3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