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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教育时报】张鸿雁:中国城镇化期待更多创新智慧
【发布时间】2013-07-13 【消息来源】东方教育时报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广大农民的普遍愿望,它不仅可以带动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直接作用还是富裕农民、造福人民。”2013年两会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这样描述当下中国的城镇化作用。李克强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要有就业支撑,有服务保障。
  作为中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在城镇化上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可以为国内其他地方提供足够多的城镇化研究样本。其中最具价值的一点,就是长三角城镇化过程中凸显了很多创新智慧,这些智慧的价值,将在中国各地的城镇化中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


张江模式成为创新代表

  提到城镇化的范例,英国卡迪夫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中国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吴缚龙教授最常提起的就是上海浦东张江。在他看来,正是城镇化机制的创新,奠定了上海张江在生物科技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的基础。
  吴缚龙认为,张江所体现的中国城镇化的创新体系,与绝大多数地方不同,是非常创新的土地开发制度。大多数地区的城镇化基于一种政府政绩任务,而张江则是基于市场,也就是一种以市场、以创业为中心的创新,这是中国城镇化的新趋势。这一模式是,中央政府向上海地方政府下达任务,让地方开发企业推动项目发展,去银行取得资金。政府把资金存入银行,开发企业取得土地资产。
  一开始,开发企业是没有资金的,他们唯一的资产就是土地。开发企业可以向生物科技的初创性公司提供土地,这些公司如果做得好,开发企业就可以从这些初创型公司取得回报。这就是土地分享置换。张江的发展,脱离了早些年制造工业园区的模式,体现了一种高科技园区的发展模式。
  吴缚龙表示,从长期来看,张江地区的土地开发容积率有所提高,也可以看到人才的聚集,这对张江发展非常重要,对整个上海也是至关重要的。2012年,张江成为一个品牌,建立了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一个集群性的科技园区。如果说到生物科技方面,这个集群当中有很大的容量,有16个区域,有6个不同的园区,每个园区都有不同的职能。
  “张江是浦东地区的一部分,结果却带动了整个上海的发展。”吴缚龙认为,这正是合理的土地开发与合适的行业介入相结合的最好范例,浦东张江的城镇化成为外来人才和创新智慧的集聚地。

城镇化是个再生产过程

  6月26日,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一份报告显示,国家城镇化规划已起草形成规划文稿,目前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并抓紧修改完善中。报告指出,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并称该问题“越来越突出”。对此,报告着重分析了五方面的问题,如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用地粗放低效等。
  对于报告中提到的这些问题,南京大学城市研究学院张鸿雁教授认为,中国进入了城镇化阶段,亟需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城镇化与城镇群的关系;二是城镇化和城市化的关系;三是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张鸿雁指出,中国号称达到了52%的城市化水平,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城市人口,接近6.8亿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建立在整体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独立于大中城市体系之外的传统小城镇是缺乏自我发展动力和再生机能的。离开了大中城市地域生产力构成体系,小城镇就会出现“孤岛效应”,缺乏就业能力、产品输出能力和商品消费能力,也就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区一些城镇发展的成功经验证明,凡是具有可持续发展力的城镇化地区,往往也是大城市地域结构体系的地域分工区,从而形成“一镇一品”的地域生产体系。因此,可以把城镇化看做现代性的空间再生产过程。
  张鸿雁认为,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就业不充分,所以在城镇化规划中要从就业的高度对中国城镇化加以梳理、治理和管理,核心是解决就业。张鸿雁表示,在城镇化这个再生产过程中,一是要建立法制管控模式;二是注重社会结构转型,重点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土地经营者的转换。


三管齐下促城镇化创新

  在张鸿雁看来,土地、就业和社会保障是城镇化中需优先解决的问题,也是城镇化过程中最能产生创新智慧的领域。
  首先是创新多元化的土地流转方式。利用土地的前提是有地可用,政府要保障耕地存量,实现“占补平衡”。鼓励新增耕地潜力较大的地区加大土地开发整治力度,加强对采煤塌陷地、矿山废弃地、废河滩地、旧村庄的复垦开发,适度开发荒山等未利用土地,进而提供新增耕地指标储备。建立健全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和督查制度,规范土地利用的操作流程。严格区分征收拆迁和协议拆迁,建立合理公正的征收补偿机制。同时,政府要通过“公租房”和“廉租房”,直接解决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减缓被动性住房需求的过快增长,合理控制房屋拆迁的规模、进度,加大中低价位、中小户型的普通商品房和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房屋供应比例。
  其次是降低创业门槛,提升就业保障。政府要推广充分就业的发展模式,营造创业条件,降低创业门槛。并且可以由政府购买服务和就业岗位,并构建“弱势群体就业托底网络”制度与机制。在职业教育方面,政府要强化推广职业技术教育,尤其要发展面向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
  第三是建立以社会保障为前提的城乡一体化养老体系。政府可以创新多层次的养老保障制度,可参照日本按照公平性和多层次原则建立农民合作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立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性财政投入制度保障,鼓励民间资本参与; 开发老年社区,鼓励“以房养老”新模式;丰富老年服务产品的分层化和多样化,创新老年商场、养老地产等专业化服务产品,统一行业标准和管理体系; 建立老年人才电子档案,提倡“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提高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率。

时报记者 袁征

 

      该报道引用张鸿雁教授在2013年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3期,原题:“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创新”。

 

转载自东方教育时报2013年7月3日第09版 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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