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中国名城》2017年第11期   

中国城市化大发展时期，培植了丰厚的城市研究土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已经得到启蒙。1980年代恢复社会学以来，恰逢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城市社会学在中国走过了不同寻常的三十年。高校社会学专业的城市社会学方向研究人员做出了大量的专业研究工作，并逐渐开拓了中国城市社会学的新阶段。其中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城市社会学团队围绕“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和“城市文化资本”核心概念所建构的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南京群落”，为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一种个案视角。

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洛杉矶学派；南京群落  

城市社会学(urbansociology)，是社会学的最早分支之一，又称都市社会学，是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城市的城市起源、发展变迁、结构功能、社会组织、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城市问题与城乡关系等对象的一门学科。 城市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创立学科之一。它起源于工业化带来的快速城市化所衍生的各种问题。打破了数千年来人类乡村生活方式的特点。[1]”学术界认为，西方城市社会学有两个源头：一是欧洲的古典传统，著名的人物有滕尼斯、迪尔凯姆、齐美尔、韦伯等；一是美国的芝加哥学派的人文生态学为代表的都市研究，著名人物有帕克、伯吉斯、沃斯等。从历史背景来看，西方城市社会学的产生与工业革命的兴起有着重要的关系，主要关注了城市化、城市社会关系、城市政治、城市问题、城市生活方式等内容。 

二十世纪初社会学传入中国，开始主要由一批海外留学归国的学者在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与研究。几乎与社会学传入中国同一时期，出现了当时最早的一批研究中国城市生活和城市问题的学者。1915年陶孟和发表了《中国乡村与城市生活》英文版，可谓中国社会学本土著作的里程碑成果；同一时期，北京社会实进会出版《北京：—种社会调查》(1914年—1915)英文版，是典型的芝加哥学派学术范式；陈达于1929年出版《中国劳工问题》，主要关注了中国洋务运动以来工业化初期的老工生活及其问题；1934年邱致中编著了一套八本的《都市社会学丛书》，在其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一书中邱致中给都市社会学下了一个定义“都市社会学是研究都市社会之起源、分类、环境、构造、问题、政策，以及未来预算的科学”这被认为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给都市社会学定义；1929年吴景超出版《都市社会学》，成为了民国时期中国大学都市社会学的主要教学文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还处于发轫阶段，虽然有部分学者开展了中国城市社会的调查与研究，但这一时期主要是介绍和借鉴西方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为主，并在理论和技术两方面都受到美国芝加哥学派人文生态学范式的城市研究的影响较多。虽然他们对都市的研究大多数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已走出了书斋，关注起中国社会状况并投身于应用的研究，以陶孟和、吴景超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家的带领和指导下，还开展了各种城市社会调查项目，比如关于北京人力车夫调查、市民生活消费调查、劳工调查、贫困调查等，并成为了中国城市社会学应用化调查研究的滥觞。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的倡导下，学界积极推行社区研究。吴景超于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回国先在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其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后传入国内，并成为影响颇为深远的城市社区研究学术名著。吴景超在书中详细探讨了华侨移民的历史，分析了唐人街华人经济社会生活。同时，四十年代的一些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将城市社会学作为必修的课程，如金陵大学、复旦大学等。在吴景超的影响下，金陵大学姚佐元于1932年秋天做了《南京城内农家之分析研究》，发表在1934年出版的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林新报》第29期、32期。调查范围主要是南京市区内城北鼓楼的金银街、阴阳营、五条巷、大方向、十字街，其所分布的“农家”已非传统中国农村族群式农村群落，而是间杂于城市居民中间，并从空间上具有了城市里的农村人口的明显特征，其社会生活方式也具备了一定的城市性。姚佐元认为“南京都市里的农家特征，与传统的人们联想起的农家有些变异了。他们的家庭，尽管以农为生，而组织松懈，宗法社会的意识也很稀薄。……总结起来说，南京的农民家庭，具有农村与都市社会两方面特征。”[2]姚佐元的调查研究借鉴了吴景超的社区研究方法，也开启了最早的中国式“城中村”社区研究的序幕，并可以认为是中国本土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一种尝试。与城市社会学在中国发展轨迹不同，吴文藻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已经开创了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燕京学派”。[3]台湾学者孙中兴在1987年的博士论文中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真正形成一个学派的只有吴文藻及其弟子所致力于的社区研究。这一学派，也即是学者们称为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或“燕京学派”。吴文藻当时主要是接受来北京访问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的建议，以芝加哥人文区位方法论为借鉴，聚焦中国的“乡村社区”研究。后来的确出现了一大批聚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代表人物如林耀华、费孝通、张子毅、史国衡、田汝康、瞿同祖等一大批优秀学者，发表或出版了一批丰厚的乡村社区、乡土社会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成果。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林耀华的《金翼》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学整体重建之后，城市社会学亦开始在中国恢复和重建。这一时期恰逢改革开放，现代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得以真正开启。城镇化开启之后，中国的城市社会学界也开始逐渐活跃。自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83年提出“小城镇大问题”以来，中国城市社会学界开始进行了大量关于城镇化、城市变迁、城市生活方式、城市问题等方面本土化研究。可以说，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持续加快和中国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大发展，城市社会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显性研究方向，中国有17所设立社会学博士点的大学，都有进行城市社会学教学研究的成员。《城市社会学》已进入了几乎所有社会学专业设置学科的课程体系。超过150多个分散于各大学和社科院等研究机构的学者从事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可以说，自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队伍的发展亦进入了一个加速期。 

特别到了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发生了巨变。从2000年到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由36.2%提高到57.35%，年均提高约1.2%。城镇常住人口由4.6亿增加到7.9亿。截止到2016年末，中国共有建制城市672个，其中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有100多座。巨变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也加速了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和繁荣，这直接推动了中国城市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建立。 

大学是教学、科研一体化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学科依托的载体。 截止2016年，中国共有18所大学设有社会学博士点。其中北京大学设立社会学博士点最早，具体为北京大学(1986)、南开大学(1990)、中国人民大学(1993)、南京大学(1996)、上海大学(2000)、中山大学(2000)、清华大学(2003)、吉林大学(2003)、华中师范大学(2003)、武汉大学(2003)、复旦大学(2006)、华东理工大学(2006)、河海大学(2006)、厦门大学(2006)、华中科技大学(2006)、中央民族大学(2011)、华东师范大学(2011)、哈尔滨工业大学(2011)。是否具有城市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可以作为认定一个大学城市社会学研究及其团队的基本指标。城市社会学研究方向及其团队按照不同学校的学科设置或研究方向标识，比如城市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城乡社会学、城市社区研究、城镇化、城市空间、城市治理、城市问题等都被认定为城市社会学的专业研究方向。诚然，没有社会学博士点的大学，也有社会学教师可以是博士生导师，也有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但总体来看，具有社会学博士点的大学并拥有显著标识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学者，基本可以被认定为城市社会学学科研究实力最强的大学，其师资团队中包括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非博导的教授、副教授及讲师，同样被统计在表格中。也就是说，梳理中国大学城市社会学的学术研究谱系，首先是以拥有社会学专业博士点为基础，并以拥有城市社会学研究教学、科研团队为统计观察单位。同时，统计是以相关院系网站师资介绍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或研究兴趣作为最终分类，概因师资介绍中的研究兴趣、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都是由本人确定，因此最具权威指向性。 

从上述具有社会学博士点授予权的十八所大学的地理分布来看，高校城市社会学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五个城市。一方城市养一方学者，研究取向与城市的关系也形成了一种同轨状态。中国的状况与美国大学的城市社会学研究轨迹相似，大凡都是在大都市会区域的大学，才易催生稍多一些偏向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工业时代的大都市芝加哥，或是后工业时代的美国大都会城市洛杉矶，又或是全球城市纽约，都有不少大学形成了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族群。比如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纽约城市大学等。中国高校的城市社会学学科研究分布，整体上符合学科与城市同轨发展的关系。也大致涌现了几个具有特色的地域板块。从学校、学科和研究成果分布上显示，主要有北京板块、上海板块、广州板块、南京板块、武汉板块、东北板块等六大主要城市社会学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地域板块。这是中国城市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人文区位特色。不同的城市培育了不同的城市社会学研究特色，共同推动了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和繁荣。 

在具有社会学博士授予点的18所大学中，具备该大学城市社会学学科带头人角色的主要有南京大学张鸿雁教授，清华大学李强教授，中山大学蔡禾教授，复旦大学张乐天教授，吉林大学的田毅鹏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江立华教授，原华师大社会学系陈映芳教授等。其中城市社会学领域的学术成果排名，主要有张鸿雁200篇、李强79篇，蔡禾22篇，张乐天8篇，田毅鹏34篇，江立华38篇。作为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带头人，南京大学张鸿雁教授论文产出较高，研究主题集中度最高。其他一些城市社会学方向的学科带头人，有些还兼有其他研究领域，因而造成了学科研究发文的集中度不高。 

一个系拥有四个以上学者标识自己的研究兴趣或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的主要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六个大学。从这六所大学的城市社会学特征来看，除了南京大学之外，其他几所大学都没有明显的团队化研究倾向。南京大学诸位学者则集中在城市社会结构和城市文化资本方向，并且从研究成果集中度来看，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和城市文化资本两个主题占比超过70%以上。这说明了从目前的中国具有社会学博士授予点的18所大学中，虽有不少大学都形成了城市社会学的研究集群，但只有南京大学在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方向中，形成了特色突出、成果丰厚、研究主题集中化的学科特征。虽然说南京不如北京、上海的城市规模和现代化程度，但南京大学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却因为有师者传承，并且博士点批复较早，城市社会学方向自1997年便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是当时中国第一个具有城市社会学博士培养方向的大学。因此，这种较早开设城市社会学博士培养方向的机遇，确保了南京大学城市社会学方向具备了较长周期的学科积淀，并保持了今天较为完整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学术轨迹，为形成城市社会学的“南京群落”奠定了学科、人才、研究和时间基础。而研究群落的形成，正是一个学派的萌芽的重要体现。 

学派(school of thought)是一种具有某种鲜明学术研究旨趣和研究范式的亚学术共同体。 范式 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4]如果同一个时期、同一领域或同一个地域的亚学术共同体共享或遵循了某种相同的范式，并具有广泛的学术传播影响力，便可以成为学派。东西方学派的形成，大致有赖于三种因缘：即师承、地域、问题，因而大体上可归为“师承性学派”、“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三类。其中以地域性学派为特色的主要有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洛杉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等。社会学领域著名的学派有芝加哥学派，包括了芝加哥社会心理学派和城市社会学派，其中城市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帕克、伯吉斯、沃思等。到上世纪60年代后，出现了研究全球化后工业时期大都市问题的“洛杉矶学派”。郑杭生认为，“有无学派，特别是有无著名的学派，是一个学科是否繁荣、是否有活力、是否成熟、是否有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之一。”[5]历史上看，一个学派的形成和壮大，往往要经历近20年以上的时间，比如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的形成经历了近25年的时间。这主要因为培育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团体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周期。历史上的著名学派大多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以不断完善、成熟并累计相应的研究成果。 

20世纪初至30年代，围绕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形成的社会学学派。自1892年美国社会学家A.W.斯莫尔(AlbionSmall)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并于1895年创立了美国第一个社会学刊物《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AJS)。社会学系创立后，斯莫尔先后聘用了文森特、W.I.托马斯(W.I.Thomas)、R.E.帕克(RobertPark)、E.W.伯吉斯(ErnestBurgess)等人，形成了该系强大的师资阵容。到20世纪20年代，在帕克等人的努力下，该系日臻完善，每年招收200余名研究生，300余名本科生，开设40多门课程，成为同期美国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学系。以后影响日益扩大，逐步形成了芝加哥学派(Chicagoschool(sociology))。[6]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非常具有特色。在美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芝加哥学派对新兴芝加哥城市的社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从而使这个学派总体上具有重视经验研究和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特别是城市问题为主的应用研究的特征。[7]托马斯和F.W.兹纳尼茨基合著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1918~1920)是该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芝加哥学派对人文区位、邻里关系、人口、种族、犯罪、贫民窟等问题的研究，是都市社会学研究的范例。这一时期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学术成果有：帕克等人著的《城市──对都市环境研究的提议》(1925)、《都市社区》(1926)，伯吉斯的《家庭──相互影响的个性之统一体》(1926)，L.沃思的《都市生活是一种生活方式》(1938)，H.佐巴夫的《黄金海岸和贫民窟》(1929)，F.R.思雷舍的《团伙》(1927)等等一系列重要影响的城市社会学研究成果。芝加哥学派主要是分析城市化现象、解决具体城市问题而形成的学术团体，讲求经世致用，对城市社会生态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上世纪20、3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人文生态学方法是美国城市史研究中的一种理论模式，并且该理论模式直接催生了“城市化”理论的形成。在研究城市问题时，以帕克为首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既注重社会调查，又强调理论探索，而且勇于打破学科壁垒，积极培养问题意识。因此，这一学派的分析与阐述有着很强的实用性、理论性与启发性。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社会学方向对后来美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洛杉矶学派[8]主要以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Soja和Dear等学者所开创的一种以洛杉矶为一种新的城市类型的后工业时代全球化大都市的研究思想体系。 该学派主要是“认定城市崛起为全球资本主义化的一个早期预警系统。”[9]在围绕全球化时代的空间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重构了对城市发展实践的研究范式。洛杉矶学派“在后现代空间观的基础上，对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传统城市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重构，对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景观和城市实践作出了新的分析与解释。”[10]该学派出版了一系列的相关著作，如J.Friedman的《世界城市的假设》(1986)、Dear的《从芝加哥到洛杉矶》(1995)、Soja的《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1996)和《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1998)、Scott的《城市：洛杉矶与20世纪末的城市理论》(1998)和《全球城市区域：趋势、理论、政策》(1999)、萨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1991)等研究成果，深化了洛杉矶学派特色的后工业全球化大都市的城市研究。 

城市发展的轨迹形塑了一个学科的研究范式。美国城市社会学派从芝加哥学派到洛杉矶学派标志着美国社会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转型，城市社会从本土到全球化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80%以上，整个美国社会逐渐进入了丹尼尔贝尔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以及世界进入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时期。所以芝加哥学派的人文生态学派所建立的社区研究范式逐渐转移到洛杉矶学派的全球化社会的都市研究。 

城市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与洛杉矶学派都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学派。其中芝加哥学派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所开展的都市社区形态的研究为主要特色。洛杉矶学派则洛杉矶的两所大学的师生为主所开展的全球化城市研究为主要特色。从国内城市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特色与格局分析，以张鸿雁为首的南京大学城市社会学研究团队成员逐渐形成了以“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和“城市文化资本”为研究主题的学术群落的特征。目前这一正在朝着“学派”方向发展的“城市社会学学术群落”(thought of community of the urban sociology)已经在国内城市社会学研究领域形成了独特的位势和区域特质。首先，自张鸿雁1993年进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到2017年，时间上超过了24年多。在这一时期，张鸿雁一直开设《城市社会学》、《现代社区理论》、《城市发展战略》三门本科、硕士和博士课程。这为城市社会学院研究“南京群落”形成与壮大提供了非常扎实的教学基础。其次，张鸿雁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超过80名以上，其中70多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都主要围绕“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和“城市文化资本”两个核心概念所展开，庞大的博士、硕士研究队伍，堪称国内城市社会学重镇。研究人员的规模和数量初步奠定了城市社会学“南京群落”的学术团队基础。从城市研究的具体领域来看，目前城市社会学的“南京群落”的主要成员，分为三大核心研究方阵，一是张鸿雁、李程骅、唐晓岚、胡小武、周蜀秦、何雨、汪毅、孟祥远为代表的城市发展战略、城市发展规划研究阵容；二是张鸿雁、李程骅、胡小武、邵颖萍、周蜀秦、徐明宏、吴新兰、何淼、付启元为代表的城市文化、旅游、全球化研究阵容；三是以张鸿雁、闵学勤、白友涛、胡小武、高红、黄惠、陈俊峰、张登国、张新生为代表城市治理研究阵容。目前以张鸿雁为首超过20个城市社会学方向博士学位获得者，分散在南京及周边的高校系统、社科院系统为主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团队，在专著、课题、论文等成果产出上，表现优异。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内，张鸿雁所带领的团队共计出版城市社会学方向的专著共计65部。其中张鸿雁出版个人城市研究专著18部，专著数量国内排名第一，编著及丛书8套共计60多部。其中代表作《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和《城市文化资本论》入选中国社会学100本影响力专著。其他学者专著出版量超过6部以上有3人，3部以上者有3人，两部以上者4人，1部者多人。45部专著中有9部专著获得了江苏省社科成果奖，其中两部专著获得一等奖，多部著作成果获得二等奖、三等奖。多产的学术出版成果拓展了“南京群落”的研究视野，扩大了学术传播的影响力，也不断丰厚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成果积淀。 

除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城市社会学方向的学者，张鸿雁所培养指导的博士毕业生工作于江苏省社科院、南京市社科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南京市社科院等科研机构的学者们，主要代表学者有李程骅、白友涛、唐晓岚、周蜀秦、孟祥远、邵颖萍、何雨、何淼、张新生等，整个城市社会学研究团队共承担国家级与省部级课题超过35项。其中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城市社会学研究团队所承担的省部级课题总数量排名全国第一。这标志南京大学以张鸿雁为首的城市社会学团队在承担相关城市研究纵向课题上已经显示出 国内第一方阵的科研实力 。张鸿雁个人相继承担了江苏省社科重点、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重点店面、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完成了纵向研究课题的“大满贯”，在全国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属于较多承担国家级项目的研究者。研究群落的其他成员李程骅、白友涛、胡小武、闵学勤、唐晓岚、孟祥远、周蜀秦等都主持承担过一项或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社科基金课题。同时，团队成员共计承担了200多项地方政府横向应用型城市研究咨询项目，极大地丰富城市社会学的调查研究，也全面服务了社会需求。数百项服务地方的研究性、规划性咨询课题，大多都转化为相关城市的规划报告、政策建议、决策参考和城市实践。这表明“南京群落”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成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实践检验。并且这种实践性学术品格，在国内社会学领域亦非常凸显。 

在过去的20多年内，张鸿雁为首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团队，共计发表相关城市研究主题的学术论文550多篇。其中张鸿雁发表论文超过180多篇，居全国城市社会学领域发文量最多。根据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2016年版)各学科作者名录名单，张鸿雁在社会学高引作者中排名第23位，城市社会学方向排名第一。团队成员李程骅发表城市研究主题的学术论文超过110篇，胡小武发表超过90篇城市研究学术论文。其他多位学者如白友涛、闵学勤、唐晓岚等学者等发文量人均超过20篇以上。按照郑杭生教授提出保持学派生命力必须“习思勤精、疑辩勉诚”[11]的观点，从学术交流、学术论坛和学术著作中可以发现，城市社会学的“南京群落”的成员们基本做到了勤奋思考、精于著述、相互纠错、互相勉励。自2013年以来，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张鸿雁倡导并开办了“慎思论坛”，到2016年9月已经成功开办了10期，每期主题讨论都深刻、激烈和富有洞见。 

其中一套是2005年开始出版的辑刊《中国房地产评论》，共计出版了10辑。另一套是由南京大学张鸿雁教授和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城市评论》辑刊，共出版了5辑。两套辑刊都是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三套刊物是自2008年以来，张鸿雁教授受聘担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下设的月刊《中国名城》杂志主编，并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城市社会学方向多位博士担任编辑，已经主持出版了共计100多期，并开展了多次作者的学术研讨会。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城市社会学研究团队所出版的城市研究学术著作，承担的研究课题，发表的学术论文，培养的研究生以及编辑出版的城市研究期刊等工作，其成就都属于国内同类团队中的佼佼者，且不少成果获得了省级以上的学术成果奖，学术被引学科范围广，包括了社会学、经济学、城市规划学、文化研究、旅游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力。这些成果指标事实上早已经累积或沉淀出了一个学派的底蕴和厚度。 

城市社会学研究“南京群落”的崛起，主要是因为该学术团体不仅构建了本土化的城市社会学理论概念，更开拓了一种共同遵循的城市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取向，以及学术团队及其研究范式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传播力和实践品格。 

张鸿雁所开创的“城市文化资本”理论 ，是城市社会学领域最为本土化的理论之一。城市文化资本是一项关于实践理性的探索。如何整合城市文化资源与文化肌理，构建城市文化资本化的载体，成为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命题。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并在某些条件下能转化为经济资本。”[12]城市文化资本是一个城市所拥有的各种形态的象征资本。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交换价值转化为经济资本。城市文化资本集合了一个城市经由文明历练所积累而成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及其象征符号。[13]张鸿雁提出以“城市文化资本”的核心理论来解构城市文化要素，是其研究的一种提升和进化，在此基础上重构资本化的城市文化，最终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文化资本”。[14]这种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所汲取的学术养分并结合中外城市文化资源要素结构所创造的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已经成为“南京群落”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自张鸿雁提出“城市文化资本”之后，“南京群落”的学者们逐渐形成了城市研究的学术自觉。自“城市文化资本论”之后，“城市定位论”也开拓了城市发展定位的本土化学术创新，提出了关于中国城市定位的“城市原生态文化与地方主义”方法论。[15]“南京群落”的成员们以此理论作为解释工具，做了关于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创意产业园区开发、城市旅游文化开发、城市工业遗产研究、洋家乐、城市文化区位、城市形象等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不断丰富和深化了城市文化资本的学术应用价值。 

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理论创新。 城市社会结构是典型的城市社会学研究核心命题。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研究，包含了城市社会的角色与群体，城市的生活方式、城市制度、组织、规范，城市的人口规模、密度和互动形式，城市的区位与区域形态、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的产业结构、文化结构和生态体系等丰富的内容。张鸿雁在其《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中，特别提出了结构变迁的内容、过程与形式，并富有创建性地提出“生存、竞争、交换、依存一体化因素是推动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终极原因。”[16]这种宏观社会学的思考，为理解和诠释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学术归纳和创新。根据这一理论维度，张鸿雁提出了“城市进化论”，深度关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了城市进化与社会问题的关系、城市进化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并揭示了城市进化内在的动力机制的构成关系，认识和挖掘城市进化动力的密码，以建构一个本土化的中国城市进化理论和城市社会进化理论模式。[17]同时，南京群落的学者们在城市社会结构变迁与优化发展的理论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从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命题中，提出了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与变迁所需重构的制度设计、宜居城市、空间环境、生态维护、居住文化、产业优化、公共空间、文化形塑、价值认同与传播等角度，建构了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增长方式大于增长本身”[18]价值范式，以创造城市可持续发展机制。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理论被认为是“围绕建立和谐社会的国家发展战略，创造城市的可持续的发展力，为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理念、模式、愿景、运营而提出的全新蓝图与思考视角。”[19]城市社会学“南京群落”的成员们以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理论，进行了包括中国城镇化发展形态、城市生活方式变迁、城市空间变迁、城市人口结构变迁与城市问题的大量研究，拓展和深化了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层面。 

城市社会学南京群落的学者们较为注重城市理论的中国本土化重构。在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循环城市社会发展理论、城市进化论的基础上，还重点研究并提出了“城市定位论、城市化梯度差序发展理论、全球城市价值链理论、适度紧缩化城市发展理论、城市问题的多结构化理论、嵌入型城市化发展理论、新中式城市主义理论等本土化城市社会发展理论。”[20]在张鸿雁开拓的城市研究本土化取向的不断深化和引领下，团队成员将视野聚焦中国城市化发展，扎根中国城市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学术创见的学术观点和概念。比如李程骅提出的“商业业态的沃尔玛化”[21]，胡小武提出了“小城市病”[22]、“城愁”[23]、“城市中央文化区”[24]、“城乡文化反哺”[25]等学术新概念，为解释和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芝加哥学派所开拓的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人文生态学派对“南京群落”影响较大。学者们更加注重城市研究的“质性方法”，强调城市的实地调查研究，包括嵌入式体验观察、结构化与半结构化的访谈、城市文献研究等具体方式。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院士威廉.富特.怀特曾经写下了著名的《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以参与社会观察的角度，以“零距离”接触研究对象的方式观察、思考和研究，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的奠基性工作。[26]芝加哥社会学派重要代表学者帕克曾经所提倡的叫学生“要去坐在豪华旅馆的大堂里，也能坐在廉价客店的门阶上；坐在高级住宅的沙发里，也愿意坐在贫民棚屋的地铺上；坐在庄严堂皇的大音乐厅里，也乐意坐在粗俗下流的小歌舞厅中。”这种典型的都市社区研究的范式强调的深入现场的实地调查研究过程，并通过实地研究建立的观察、访谈、文献梳理，建立起一种关于“是什么”、“为什么”的城市研究范式。当然，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南京群落”，并没有忽略各种问卷调查的手段，不同的研究对象与目标，也经常采取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以期获得更全面的研究认知。在以质性研究为主导的研究过程中，《城市文化资本论》、《城市咖啡馆生活方式转型》、《城市消费革命》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版，并获得了好评。 

中国社会学者长期以来都有一种问题导向的意识。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开启了城镇化研究的问题导向意识和实践品格。问题导向意识与纯粹理论研究不同，它更倾向于研究现实社会问题，同时也从学理上提出治理问题的对策性方案。南京大学城市社会学研究团队长期保持对中国城市进程中的社会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所开展的研究重点从发现城市问题、理解城市问题出发，深入研究中国城市社会问题的复杂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诸如张鸿雁所著《城市文化资本论》、《城市定位论》、《城市进化论》、《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李程骅所著《中国城市转型研究》、胡小武所著《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新论》等一批研究成果都树立了中国城市化问题与中国城市化方案的问题导向的逻辑。“南京群落”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品格并推动了群落成员大多成为了各级政府的咨询顾问和智库专家。目前江苏城市智库、紫金传媒智库和江苏创新型城市研究院的核心智库专家，都是以张鸿雁为首的城市研究“南京群落”多个成员担任首席专家。  

在近三十年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来看，无论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的层面，还是一个学派的师承、分布地域或研究问题的组成机理来看，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城市社会学研究团队，已经基本符合了一个学派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并正在由中国本土化特色鲜明的城市社会学院研究的“南京群落”萌芽成为中国本土化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南京学派”。并且，更因为这样的一个“南京群落”的扎根本土化的理论创新精神和实践参与的品格，直接助推了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影响力和社会显示度。中国城市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的“南京群落”正以务实的研究、师承及实践品格，为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学派构建过程，提供了一个真实样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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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张鸿雁.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化战略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2. 

[21]李程骅.商业新业态与城市消费大变革[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3. 

[22]胡小武.中国小城市的死与生:一种城市问题的视角[J].河北学刊,2016(1). 

[23]胡小武.中国式“城愁”:形成及其纾解.[J].河北学刊,2016(4). 

[24]胡小武.大城市中央文化区的概念、功能及其要素研究[J].中国名城,2016(3). 

[25]胡小武.城乡文化反哺:公益型书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新路径[J].河北学刊,2017(4). 

[26]张鸿雁,胡小武.城市角落与记忆I:社会生态视角[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