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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雁院长:网络社会视域下的全球城市理论反思与重构
【发布时间】2019-06-28 【消息来源】城市科学研究院 
 

摘要: 全球城市理论的反思性研究,是对全球网络社会一体化引发社会变革的一种反响。全球城市研究呈现三种“文化转向”:其一,从什么是全球城市的研究向全球城市的养成因素研究转向;其二,从全球城市经济秩序控制功能研究向全球网络社会的“去中心化”研究转向;其三,从全球城市要素集聚研究向全球城市文化认同研究转向,进而发现全球城市的进化与发展规律,为中国提供可借鉴的全球城市样本。当下,中国全球城市建设缺乏世界性与地方性结合的经济与文化融合战略;全球城市定位缺乏世界范围的超前、超强和差异化“三位一体定位”的战略;全球城市的国际化开放和世界“身份文化识别”缺乏顶层战略。全球城市的最低文化价值是国际化的文化认同价值,以创新获得文化认同是全球城市的基本功能。全球城市的养成是一个历史进化过程,中国应从经济与文化价值的“全球文化价值反射”的角度,采取全球城市价值高端介入战略,培育全球城市的内生机制和内在动力。  

关键词: 全球城市;网络社会;市民社会;全球化乡村  

作者: 张鸿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城市经济学会会长。  


全球网络社会时代” 的发展,正在深层次上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全球城市”理论与和其他事物一样,其内涵与范畴、要素与特点、结构与功能等在某些方面已悄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网络社会崛起”到“网络社会全球化”的社会建构,以及云计算、云机器人、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工业4.0新技术等爆发性出现,使全球网络社会从一体化向全球网络社会智能一体化方向发展,集中体现在“全球网络金融资本”与国际经济贸易、智慧网络物流与网络平台消费、AI技术与共享经济以及大数据应用等高新技术在生产、生活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组织形式、媒介信息传播和全球范围商品贸易的整合营销方式,同时还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通信方式、交通方式和消费方式,甚至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组织方式、工作方式、社会关系结构以及人际沟通方式等,几乎所有学科都面临着全球网络社会智能一体化等所带来的新经济革命挑战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作为双刃剑,既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与进化,也带来了社会问题与风险社会的深化。因此,反思全球城市理论,创新理论思维方式,对于中国建构全球城市是不无裨益的。  


 

反思一:全球城市指标过度解读误区——创新土壤比创新本身更重要   

 

全球网络社会一体化正在朝着网络智能化方向上发展,这本身正在重新定义传统“全球城市”的内涵与范畴。网络社会全球一体化迫使我们必须用创新思维认识这个时代的变迁,20多年前卡斯特对网络社会崛起的预言已经被证实:“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我们社会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①网络社会全球化催生了新的社会结构生成与变迁,并改变着全球城市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控制功能和地位。萨森“全球城市”理论传到中国后,曾引起一股“全球城市”研究与建设热潮,1990代末期中国先后有18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构想,后来大多放弃了这个目标,而近年又兴起了“国际化大都市”和“全球城市”的研究、建设热潮并获得了相应进展,在全球城市的特点与要素、功能与规模、样态与指标等外在因素研究上,既有很强的针对性又有鲜明的应用性,中国很多城市通过对全球城市外在特征的“对标找差”,较为清楚地了解了全球城市的要素构成,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广州、深圳、青岛等城市根据全球城市存在样态、指标和基础设施规模,制定了所在城市的“全球城市指标体系”,强调全球城市的必备要素:有大机场、大马路、大会展、大总部经济、大交通、大量人口等,也强调区位因素及沿海和港口规模等。事实上,中国有些一二线城市硬件设施已经不逊于发达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强于一些发达国家。但是,为什么还不具有全球城市功能,更没有相应的全球城市文化认同呢?通过分析不难看到,全球金融中心生成的社会前提不是所有城市都能提供的;而很多政治中心往往成为城市经济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总部经济之所以在某些城市集聚,不是因为其规模,而是与其国际接轨的政治、法律、政策和国际服务功能及城市的开放度有关。抑或可以说,我们的确应该关注“全球城市”已经出现的外在因素,但是更需要关注“全球城市”生成与发展的内在因素。分析和归纳国内部分学者研究全球城市特征及指标的主要内容有  1.国际化开放程度。包括国际机构数量和参与国际事务能力,世界性组织和国际性机构数量居于前列。城市经济发展与国际关联性强,具有某类国际“信息港”功能。2.创新发展程度。高新科技创新居于世界前列,如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等,并具有国际认同的存在方式,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3.金融及金融服务产业集中度。金融产业充分国际化,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产业高度集聚,构成世界金融主要中心之一,具有国际资本流动“金融港”的价值与功能。4.跨国公司总部集中度。其在某些经济领域具有全球资源要素控制与配置功能。5.国际高端商务活动数量与集中度。如国际化商业综合体的数量、国际性会展的次数和空间面积居于世界前列。国际商务商贸会展服务业的层次及奢侈品消费的繁荣等。6.国际化人才集中度。高新技术研发人才和科学技术发明专利数量及高端制造业企业、研究机构的数量等,构成世界高精尖产品的研发中心和高端制造业的创新中心,处于全球产业链的高端环节。7.世界级交通枢纽体系的中心性和便捷性。如重要国际机场、港口,多元化公共交通运输模式,现代化网络通信系统等。8.城市人口规模与集中度。包括国际型的社区生活等,有人认为全球城市中心区不能少于500万人。9.多类型产业创新区的集中度。如多类型国际化交流平台、国际化科技发展平台以及类似硅谷的创新发展区等。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全球城市建设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比较来看,国内研究全球城市总体表现为:全球城市外在特点、要素研究多,发展内在成因与动力机制研究少;全球城市标准、指标研究多,文化与制度创新研究少;全球城市战略规划与构想研究多,内生动力与政策机制研究少。我们认为,全球城市研究和建构重点应该放在全球城市生长的成因和文化土壤方面,放在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制度、文化等构成机制上,以及由此孕育出的市民社会及契约关系等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全球城市有一个成长过程,追问、探讨什么样的城市社会结构、城市经济结构、城市文化结构最适宜转化、生成为全球城市,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在全球城市研究上,萨森将纽约、伦敦和东京放在了世界城市的顶端位置并做了集中研究 ,“这些城市区域的特征是,以从属于直接控制着全球各地的经济活动的跨国银行和公司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为基础的地方经济”③。她把“全球城市”的能级与功能集中归纳为四个方面:“一、世界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控制点;二、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公司的主要集聚地,其已经替代了制造生产部门而成为主导经济部门;三、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和研究基地;四、作为一个产品及其创新活动的市场。”④这些表述强调了对全球资源的“高度控制”,特别是对金融业在全球城市发展中的主体价值及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她对全球城市创新产品和创新市场区位并成为新社会经济秩序样板等方面的论证,无疑对全球城市研究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此基础上,萨森也论及了“经济活动空间分散与全球一体化的组合,赋予主要城市一个新的战略角色”,从中可以看到萨森也关注到了网络社会给全球城市带来的影响,她的理论观点也是伴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全球城市理论引起关注后,许多学者对萨森的全球城市理论在某些方面也进行了反思性研究。比如,安东尼·奥罗姆和陈向明提出,萨森对全球城市认识是“全球城市占支配地位的影响与其对当地造成的不良后果始终是共存的”⑤。在某种意义上,萨森全球城市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全球“社会秩序”和“支配功能”上,其权力价值甚至超出了国家政策影响。其他学者对萨森的全球城市研究也有诸多质疑:如在金融中心化与“去中心化”问题、全球城市内在经济两极化问题等方面有不同的解释。⑥他们在一些研究方法上也提出了质疑,“萨森甚至更粗枝大叶。她简单假设,曼哈顿可以代表整个纽约城的区域,而该区域实际由三个州构成——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其总人口超过2000万,同时,她将被称为伦敦城的著名英格兰金融区与大伦敦的实际正在扩张中的巨大区域合而论之。因为这种特殊的概念性错误,对所谓的‘全球城市’有其社会影响的分析便是十分令人怀疑的。不幸的是许多城市学家还在继续犯着同样令人误入歧途的错误。例如,分析家们通常所说的‘纽约’,经过更近距离的数据调查之后才弄清,却原来只是曼哈顿行政区”⑦。姑且不论学者不同视角的认知与不同知识结构的表达,在网络全球化的前提下,全球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发展的极化效应正在发展变化,“去中心化”也正在广阔的领域展开。卡斯特很早就提出这样的观点:“每一个城市的辖地都遭受新的紧张和分裂。分野正在加深,存在经济和文化活力的代表城市、活动减缓的和遭受排斥阶层充斥的城市……这些分界并不仅仅表现在空间上,甚至表现在国际竞争和城市活力方面。”⑧上述观点的学术批判意识是值得赞赏的,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做了一种学术性的探索,更重要的是这也提醒我们,对任何理论都应该有一种批判性的理性思维,特别是对外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应该在研究、分析、筛选、整合、反思、扬弃之后再以创新的方式加以应用。因此,我们要提出所谓的“全球城市之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全球认同的“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生成的内因是什么?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才能催生全球城市?  因篇幅所限,本文仅从网络社会一体化的视角提出三个面向 的思考:首先,培育全球城市创新创业及市场经济关系的文化土壤——全球城市应该成为自由与公平的文化场域。 伦敦被认为是“一个充满选择机会的城市”,这是从一般城市生长为全球城市的最直接原因之一:包容与个性发展是其内核。虽然全球城市也是问题最多的地方,但同时也是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最快的地方,它能够用相对有效的手段,通过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文化综合治理”而成为全球文化认同的城市。创新文化土壤使全球城市构成了某种垄断性的文化价值——“充满创新创业和就业机会的城市”,这才有可能成为金融产业、智能产业、文创产业和哲学思想领域等高端人才的全球集聚高地,因而才能形成具有“全球秩序控制功能”的全球城市。大家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巴黎、中国香港等,首先是创新创业中心,其次是就业与生活中心……既有鲜明的城市特色竞争力,又有广泛的社会包容性,特别是在营商环境的涵容方面,城市具有吸引力、凝聚力、向心力和“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能力。事实上,我们也能感受到,仅靠花大钱搞基础建设,贪大求洋是砸不出全球城市来的,关键是城市的文化品质、市民个性的解放、国际化的开放程度和对所有人平等关怀的法制保证。另外,过去我们更多地强调全球城市的综合实力;现在全球网络社会改变了城市效能和能级的创新方法和手段,更应该强调“三力合一结构”的城市价值能级,即城市综合力竞争、城市核心竞争力和特色文化城市竞争力“三力”结合。其中,特色竞争力对大多数城市来说,是创造全球城市的必要前提。其次,建构与全球城市同步的社会文化治理模式与制度创新机制——市民的平等与尊严、企业的平等与尊严。 吉登斯认为,正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竞争的节奏加快,“时间的商品化启动了工业生产的机制,瓦解了阶级分化社会中特有的城乡分化”,使“现代工业的发展并不一定局限在某种特定类型的地区中”。现代城市生存特质是“强调随着时间的转移”,要创造“空间的商品化”,从而建立一种有鲜明特征的“人造环境”——具有伦理和社会关怀的机制,并由此“表现出现代社会中一些新制度关联方式”⑨。现代网络社会要求城市要有“社区照顾体系”,使“城市如家”的理想类型成为可以实现的梦想,这样的城市社会结构和机制最容易放大个体价值,养成创新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反之,如果城市市民社会的土壤和社会选择机制不充分,城市的宜居性及让人们能够扎下根来的理由也就不会充分,社会各种要素集聚和创新当然也就不会充分,作为全球城市控制节点的功能也必然不能发挥出来。应该说,全球城市需要一个典型的中产阶层、需要一个有思想的“创意阶层”、需要一个有创新能力的样板阶层。因此,一个城市要能够让优秀的人才群体扎根是需要特定条件的,不仅要满足和创造人们生存的多种需要,还需要创造“灵魂的各种需要”⑩,包括城市社会给予的“秩序”“自由”“责任”“平等”“荣誉”“惩罚”“安全”“风险”“私有财产”“集体财产”和“真理”等。而最核心的基本需要是获得个人存在的尊严和个体价值追求的尊重,并把这种尊严和被尊重构建成为一种社会义务,而义务的担当是市民社会个体存在的价值和“集体良知”的一种行为表现。⑪再次,创造市民社会的契约关系和法制前提下的“集体良知”——国际化开放指数与城市社会文明指数有机结合。 “Childe使用‘城市文明’这个术语,因为文明和城市在历史上就是珠联璧合的——拉丁文中的civitas(城市)就是文明(civilization)的词源。从一开始,城市就一直是人类进步中创造某些最不可思议的突破和发明的试验炉。”⑫马克思一直把城市发生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端之一,“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深刻意涵就是强调文明并且是“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和舞台”,市民社会的理性就是“契约型”社会关系,市民社会的“主体人格”构成了伟大城市的价值所在,正如马克思所说,“交换过程确立了主体间的平等”,市场经济越深化,社会法制关系和契约关系也就越进步,而文明正是建立在这种法制与契约关系基础之上的。被萨森确认为全球城市之一的东京,就具有很好的典范性和样板性。比如,仅就东京全城市民垃圾分类的行为来看,就已经是世界城市的样板、法制型社会文化综合治理模式的典范了。市民社会第一要素是由一套经济的、文化的、知识的、政治的“自主性机构组成的”,而且具有“一整套广泛传播的文明的抑或市民的风范”⑬。这种观点的核心是市民社会必须有“社会及个体自律”“自主性机构”等,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社会团体和新的“人造环境”和“新的制度关联方式”。市民社会结构虽然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解⑭,但马克思曾强调,“真正的市民社会从18世纪开始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⑮。其主要表现在社会契约关系上,在法人资格的意义上,市民社会已分立出多种“权力综合体”,如“文化繁衍综合体”,像沟通的自由等;“社会整合权力综合体”,像保证社会化权力综合体,强调私人关系、隐私权及人身不受侵犯等。“另有两类权力综合体,一个仅位于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财产权利、契约权利和劳动权利)之间,一个位于市民社会与现代科层制国家(公民政治权力和当事人福利权力)之间。这些权力综合体的内在关系,决定着制度化的市民社会的类型。”⑯这是养成全球城市能级的土壤,也是使全球城市具有创新力的土壤。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有些望尘莫及。
 
 


 


 

反思二:全球城市“社会秩序支配功能”弱化:从“全球城市”到“全球乡村”    

 

在全球社会网络一体化理论认知视角下,全球城市在经济领域的高度集中节点控制功能正在发生某种改变,其最突出的是金融中心高度集聚功能的某种改变。美国学者马克·戈特迪纳等对萨森的“全球城市控制功能”概念也提出了诸多质疑:他认为现代全球网络社会的智能化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使金融中心“完全脱离了特定城市中金融活动的中心化”,譬如“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NASDAQ)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股票市场。与纽约、伦敦或东京的交易所不同,NASDAQ缺少交易场地(应该翻译为“不需要交易场地”——笔者),而是通过电话和光纤电缆将世界50万商人联系起来。与此类似,巴黎、比利时、西班牙、多伦多等近期都废止了场地,金融从业者的“股东可以处于任何地方”⑰。他还认为“全球城市的命题在许多城市案例中总是会被简单化”,因为“新兴的信息经济,以及对各类型的电子通讯的加速使用,即具有去中心化的反向趋势,又为包括多中心的区域增长在内的新中心的发展提供了支持”。这里强调了“去中心化”和“新中心”的发生,新的网络社会科技的繁荣和全球网络一体化,改变的不仅仅是相关理论;还包括改变着人们对世界认知和改造的手段,从广泛的意义上同时获取信息,又以全球远距离管理控制工作的方式,既改变了工作岗位的空间区位定义,也改变了工作时间的定义,还改变了就业关系和企业组织形式。最近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的“网络经济和网络企业”高层论坛上,卡斯特在演讲中说:“全球化经济的另一个层面是金融市场,金融市场遍布全球,所有的东西都是放在金融的大云当中。而这个云是在以光速不停移动,货币与货币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快速的流动实现了货币价值的最大化。”⑱抑或可以说,全球城市之所以称之为全球城市,其核心价值就是在全球流通中对金融流通的主导性控制,在以往的全球城市理论中,哪个城市成为全球意义上的金融中心,哪个城市必然是全球城市,虽然目前仍然还是如此,但是内在已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全球网络一体化金融”和金融网络化的发展大大超出了人类的预期,给人类带来惊喜的同时伴生社会发展的意外。“伴随着许多次级活动被数字化和去中心化……在过去的10年中,伦敦已经见证了金融服务业岗位的大幅缩减。这些岗位将由商业服务的增加所弥补。”显然,中国金融业务岗位的缩减更加明显。更值得深思的是,马克·戈特迪纳还认为,“伦敦经济中的60%的就业岗位要指望地方和国家而非全球市场需求。所以,认为金融交易活动需要那种可形成在‘全球城市’中心街区聚焦的同类型的面对面的互动,这种假设现在有可能被高估了”⑲。他们对全球城市金融中心的控制能力与价值的怀疑是直接了当的,现代网络社会带来的工作方式革命,正在检验、校正全球城市的功能与价值,其变革率先出在金融领域并不是偶然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普遍的非货币化倾向——穷乡僻壤也可以用手机付费,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变化。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来临》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后现代社会的城市:“一个大规模的社会的特点不在于巨大的人口数量”,“过去是通过大量的城市集中,今天是通过大规模的通讯交往,一个大规模社会的特征才显示出来”⑳。从过去的“大量的城市集中”到今天的“大规模的通讯交往”反映的是网络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无定位城市区域正以一套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网络体系取代实际上的中心城市。迅捷的交通使设址于中心地带沦为一种选择而不是必须,新的西部城市将采取更为松散、开放的格局”㉑。这一观点始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1977年出版的《延伸的城市——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态学》作者万斯,描述未来新型城市是没有中心、没有明确定位的。未来城市将“无顶、无底、无形、无际……随机的、迷乱的、未加计划”的。“它的郊区是‘不定型的’,它是一个‘强烈进取的有机体’。”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展表现了全球城市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控制功能,并直接参与了“全球产业新文化分工”。现实的国际经济体系已经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竞合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由城市价值链相互联系或由相互贸易依赖形成结盟关系的各种共同体之间的竞合关系,全球构成了以“要素经济为纽带”的全球网络社会体系,“全球秩序控制节点”可能、可以发生在任何大城市,也可能、可以发生在任何中小城市或任何地点。所谓全球网络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网络与智能技术、金融与人才市场、国际贸易与跨国生产,以及某种程度的科技和专业劳动在内的“泛全球化分工”,即除了全球城市以外,某个村庄、某个有技能的个体也能够参与全球分工并创造新的控制节点。全球化网络社会体系使经济系统互动可以在全球各层次相互跨界连接,无中心化趋势是网络时代的一个结晶和时代财富,具有不可抗拒性和中心地点的模糊性,正在“创造着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㉒,这个“全球性的社会结构”是全球网络社会嬗变的结果,并带来“功能均质化”和中心定位无序化的结果。金融中心在网络上的“区位熵”随时随地可再造,甚至出人预料。网络社会的金融集聚促成了新中心结构并在任何地点都可以发生,虽然这种成长不是极端型的某一空间的发展,但在网络社会已经产生新的功能。长期研究网络社会的曼纽尔·卡斯特对网络社会带来的全球城市变化又有了新的认识,他用网络经济五个相关联的维度说明全球城市功能与价值体系的变化:第一,网络经济是全球性的,“网络经济是基于全球的金融、生产、消费、商务、科学、技术和创新的网络”。全球主要的研究型大学,有90%都是在欧美国家。㉓全球研发比例有75%都集中在欧美的企业和组织当中。这决定了发展速度和科学技术设施的发展状况。比较相关的数据我们知道,全球研究型大学、全球研发中心是全球城市发展“文化动力因”之一,甚至具有某种因果关系,有了这样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机制,才使得纽约、伦敦、巴黎、柏林和苏黎世等城市成为全球经济秩序的控制节点。第二,是全球信息运用的竞争性,以及引入创新用于生产和流程中的能力。第三,是网络经济会创造新的组织结构,又叫网络体验。第四,体现在工作流程上:劳动力就业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具灵活性。第五,是知识和信息的不平等分配。显然,他的第五条观点已经有些过时,网络社会的最大价值在于“知识和信息可以平等获取”,因知识和信息不是“被分配的”,只要你愿意或在一个公平的社会机制内就可以随时随地获取知识和信息,这也是动摇全球城市垄断基石的根本原因所在。总结卡斯特的观点可以理解为:建构城市内在发展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觉性,应该是全球城市研究的重点所在。 全球网络社会智能化为全球化城市竞争创造了高速轨道,一方面迫使城市发展、竞争必须强化自身特色,寻找差异化定位;一方面又在创造多中心和多元化网络集聚模式,建构广域化“长尾蓝海市场”,其结果孕育、催生了国际化意义上“全球乡村”的产生!它与“全球城市”概念构成一对范畴,表现了全球化多中心、多节点、多样态、多极化和去中心化的趋势,全球网络中心节点发生的模糊化和具有不可抗拒性的结果,反证了“全球乡村”发生的必然性。正如吉登斯所说,“全球化不仅产生向上的拉力,而且也产生了向下的拉力,给地方独立带来了新的压力”㉔。而这个新的压力集中体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㉕这一现象带来的结果是,使任何地方都可以产生新的经济要素集聚与扩散高地。全球社会网络化在建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在传统城市化即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图景下,如今浩荡的“全球乡村”重构或者说在“再地方化”的图景中,全球化网络化将城乡关系嵌入更加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处于全球关系网络节点位置的乡村与城市一样,以“地方网络行动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网络社会的生产分工,这一时代的回响超过任何时候!“网络社会好比摆在我们面前的城建用地,邀请我们设计和建设比特之城(即21世纪的都市)……这将是一个不依附于地球上任一确定地点而存在的城市,其格局不取决于交通的便利和土地的有用性,而受互联性与带宽程度的制约。”㉖以网络身份参与全球分工的“乡村行动者”业已产生结果,在此仅举三例:一是全球范围“国际慢城文化”在中国乡村中的建设推广㉗;二是浙江莫干山“洋家乐”文化的兴起;三是“全球化乡村样板”、全球网络社会一体化的经济范式 ——中国淘宝村的崛起。2018年,全国淘宝村数量有3202个,年销售总额超过2200亿元。被概念化为“全球乡村”㉘的徐州沙集镇2018年淘宝村销售额达110亿元,其下辖东风村1180户4849人,3000多家淘宝网店,销售总额为33亿元。一个村庄的网络集聚成为全球范围某种商品物流通的“全球节点”,网络社会没有形成以前,这类“全球节点”一定是产生在大城市里,而现在可以产生在偏远的乡村里。信手拈来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广东省狮山镇有30多家500强企业,产值超过千亿元;江苏玉山镇产值达650亿元;江苏张家港永联村,2017年销售收入超过700亿元,等等。很多特色产业小镇的特色产业甚至“垄断”了全球市场,如小提琴、钢卷尺、游泳衣、淡水珍珠……“全球乡村”节点控制功能有如下特征:一是控制着某类商品信息和价格指数;二是控制着经济领域某些产业的成长、发展和商品的全球流通广度,某种程度上控制着某一类产品的产量、价格和品质;三是控制着市场和商品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产品创新的功能和属性等,这就是“全球乡村”在“全球城市”面前的价值与意义。甚至可以说,一方面,在全球新产业分工中,“全球乡村”的“网络行动者”正在分担和分化全球城市的某些功能;另一方面,也在补充和优化全球城市结构性功能的不足。我们认同卡斯特的观点:“我们社会中主要支配性过程都连接在网络里,这些网络连接了不同的地方,并且生产财富、处理信息以及制造权力的层级,分配每个地方特定角色和权力,而这最终决定了每个地域的命运。”㉙“全球乡村”使处于区域位中心位置的全球城市正在被重新定义,淘宝村的口号是“我们在买世界和卖世界”,一个淘宝村可以定义和定位为全球市场,参与全球的产业分工,这也是网络社会条件下“全球乡村”价值之所在。“全球乡村”在某些方面业已产生了与“全球城市”相对应的价值与功能,虽然还处在发展阶段,但是某些产业和行业在全球流通中的“依赖与控制”功能已经显见,“全球乡村”已经成为参与全球城市分工的一个结构化的空间结点和全球城市价值链的一个关键环节。从城市社会学视角看,“全球乡村”正在重新定义全球城市化与全球城市文明普及率的内涵,城市化就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化。比如,浙江德清的“洋家乐”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文化载体,在深山的村落群里自发形成国际化的“洋家乐”民宿群(散落在十几个村落),通过全球网络直接与世界联通,莫干山周边村庄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创业、就业、研学和休闲的“全球化乡村”,可以全球预定并拥有统一品牌、商标、网站、微信账号和整体对外营销形象。在村庄里,既有巴黎人、首尔人和开普敦人开的“洋家乐”……也有中国的上海人、北京人和南京人开的“洋家乐”……一面改变、引导乡村人的生活方式;一面传递、创造城市文明,构建有特色的“全球化乡村”的生活方式。深山民宿的夜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创客和游客聚会,是一个典型的“克里奥耳化”的地方——“全球本地化的另一个同义词就是克里奥耳化,克里奥耳这个术语一般指混种的人,但它已被延伸到‘语言的克里奥耳化’这一概念……”其更深刻的意义是,网络社会使全球不同的文化可以在偏远的乡村相遇,并创造一种“全球化与本地化融合的空间”。下面的例子或许可以用来说明这两个概念以及全球本地化的概念:“坐在伦敦(或“洋家乐”——笔者)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里(现在,它们在那里非常普遍了),伴随美国‘海滩男孩’乐队的演唱‘但愿她们都是加利福尼亚姑娘’,喝着一位阿尔及利亚的侍者送上来的意大利浓咖啡”㉚。这样的乡村,融合着全世界,一面在创造网络社会时代的城市文明生活方式,一面在创造与世界一体化同步的全球化乡村节点。全球网络社会改变着“全球城市”,也在建构着“全球乡村”,因应时代召唤,中国淘宝村给我们很多启示:经济增长要素的“集聚与扩散”,已经不以“集中与分散”的方式展开,传统实体空间区位价值正在被新的“网络区位空间”所替代,在全球范围展开——去中心化是一种新的经济革命。用淘宝村村主任的话说:“网络世界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随时随地面对面工作与沟通,而不需要到大城市中心去。”
 
 


 

反思三:文化集聚价值决定全球城市价值——文化认同是全球城市的本质   

 

以往认知中的全球城市,强调的是生产要素和经济要素的高度集中与集聚,在地理区位价值居比较优势的时代,生产要素向某一中心区位“集中”是一种必然,其主要是受限于区位交通与土地级差带来的成本障碍。但是,这是在没有全球网络社会一体化和没有现代化交通体系下的认知结果。在全球网络社会结构变迁视域下,全球城市所具有的“要素集中控制性”功能已经发生了某些改变,文化创意与制度创新要素、金融结算与流通等要素可以在任何地方产生和集聚,“集中”与“集聚”不受实体空间区位的限定。传统城市社会学和城市经济的社会变迁理论认为,“集中”一般代表某种要素向城市“中心区位的集中”进而产生“分散”,形成“集中与分散”的动态变迁范畴与概念,这种变迁往往是“集中效应”大于“分散效应”,如人才、资金、信息、财富等向城市中心区位集中。然而,“集中”与“集聚”在全球网络社会一体化时代,其一字之差却有很深刻的学理意义:“集聚”不一定在某个区域的中心位置,可以在任何地方展开并带来特定的专业化效应,这种经济与文化要素“集聚”会产生相应的“扩散”效应。在一定意义上而言,“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具有等值性,甚至通过网络可以是“扩散效应”大于“集聚效应”,并在社会网络时代形成“集聚与扩散”的新范畴与新概念。这就是网络时代所提供的网络空间的某种“特质均等化”、信息传递高速化、监管控制远程化和可视化等新公共共享平台的价值及功能,亦如网络流行语所言,“网络时代,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全球网络社会在改变着传统区位观和时空观,实体空间区位在智慧产业、高端服务业、网络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现代智慧物流业等领域已经不具有决定性影响,传统区位论中“土地级差”理论的影响因子和限制正在减弱。一旦某一生活和经济要素形成集聚节点,就会构成某种“网络集聚动因”,通过网络社会一体化的整合,在原来非中心地带快速集结构成新的集聚节点,并可以快速扩散和放大。这一“集聚与扩散”过程与传统的城市生态结构演变不尽相同,“集中与分散”更适应于传统区位观,而网络社会非中心化的“集聚与扩散”在更深层上表现了网络时代的特点,可以重塑和再造“人文区位”。换言之,全球网络社会时代的“全球乡村”的人文区位价值是可以人为创造的。纵观和比较全球城市生长历史,其影响因子排第一位的是“文化吸引力” ,这也是网络社会研究者强调的《认同的力量》,我们把它解释为“文化认同的力量”。文化认同既有历史传统的价值与意义,又有建构、塑造、规划的意义,它和历史沉淀下来的“集体记忆”和“集体良知”结合是全球城市“本源价值”和原动力所在,能够成为一线全球城市的无不是具有全球文化认同价值的城市,也是文化软实力能级最强的城市。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软力量”(SoftPower)概念被广泛认同,软力量五要素占第一位的是“文化吸引力”;第二是“思想/意识感召力(价值观)” 第三是“政策影响力( 包括国际政策影响力和国内政策影响力)”;其四是“框架(机构体制)约束力 ”;最后才是“跨国公司控制力” 。㉛前四项都是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的基础和前提,囊括了思想、机制、政策等因素,然后才可能产生“跨国公司的集聚与控制力”。虽然全球城市必备的要素和功能很多,但是能够形成并产生全球城市的“内生机制”——“城市文化自觉”作为首要因素,往往被我们所忽视。不应否定的是:全球城市的“文化认同”,也是投资者、创业者、科技工作者的文化认同,同时也必然是全球休闲和高端商务旅游的目的地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等皆大体如此。“文化向来是强者的武器”㉜,非洲研究、开发管理协会创办人和会长提出一个基本命题“文化是制度母”㉝。是什么样的文化养成并造就了全球城市价值?回答是:市民社会的文化场域建构是一般城市能够发展为全球城市的内在“文化动力因”,也是终极“文化动力因”,同时还是文化自觉与自为意义的制度文化土壤。然而,萨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一书没有论及全球城市文化要素,也没有论及城市所传承的市民社会的契约精神、制度文化等内容,更没论及市民社会体系对全球城市成因的影响。2002年,萨森又主编了《全球网络:相互关联的城市》一书,从全球城市网络的角度研究了大都市的功能与价值,但在“全球城市”网络时代的研究视角上,萨森仍然忽略了“全球城市”的文化传统传承的价值与功能、内生动力与社会体系创新发展原因的研究和表述,忽略了“全球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城市的内生文化动力源泉的解析。当然,这一点也不应该苛求,或许只是研究角度或研究范畴不同。但是,我们过度强调全球城市的现状与存在、要素与样态的价值,结果可能会导致中国全球城市创建只能在外部要素上进行装扮与模仿,关键是网络时代的全球城市成长理论研究认知在本质上已经今非昔比了。我们可以看看纽约、东京、伦敦和巴黎全球城市在特色文化和“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意义上所表现出的文化自觉与自为,特别是全球城市养成的社会与文化土壤创新经验,这对我们探究全球城市的本质是有价值的。托马斯·科斯纳说:“纽约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市。当提到波士顿、费城、芝加哥或者旧金山时,人们通常会谈论这些城市里的人们在想什么或者做什么,可是没有人在提到纽约的时候会谈论它的人民,而只会谈论这个城市本身。因为这座城市比它的人民伟大得多!”㉞毫无疑问,在此纽约城市的价值胜过“纽约人”的价值。这一观点虽然有些偏颇,但至少告诉了我们:纽约作为全球城市的文化特殊性——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很多学者都认同“纽约始终是一座‘文化大熔炉’、一个新旧事物的交汇点、一种将新世界转变成美国所必需的催化剂。”㉟文艺作品所描述的纽约“既是天堂也是地狱”,是一个现实与未来空间与时间“折叠”的文化场域,“纽约是最能体现美国精神的城市……容纳着来自地球上每一个国家的人们,这座城市使他们受到同化如此成功,以至于每天有300人宣誓成为美国公民……认为新世纪的挑战会击败这座令人赞叹的城市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㊱对纽约的论断各种各样,充满了作者的认知、感知和偏见,这些至少告诉我们,城市是“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㊲,是某种文化认同构成了纽约成为世界城市的土壤,是市民社会的文化养育而使纽约成为“全球城市”并创造了“纽约价值”。东京在全球城市成长路上一直在刻意独创“东京价值”——一种东西方文化融合、历史文化传承与世界文化融合的价值。在全球城市中东京首创了“创造型都市产业”体系,其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文化与制度创新意义,其发展内核是本地文化与全球文化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嵌入的典型“东京文化+”的文化再生产价值。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诺斯指出:“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资本存量、物品与劳务产出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㊳“东京文化+”的价值创新策略是“本土自主创新”与“文化拿来主义”融合的产物,典型的“城市文化资本”+货币资本+创意阶层为结构体的“创新型都市产业”:首先,东京的现代发展过程,经济与产业选择重点之一是公共需求型产业的创新,在环境、健康、医疗、福利、文化和危机管理等领域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并将成果重点应用于文化和社会公共需求的各个领域。其次,文化传播型产业的创新。充分利用东京个性文化和感性文化,以动漫创意、设计、时尚等文化附加值高的产业丰富东京的文化内涵,提升东京文化软实力和世界范围的“身份识别”度,如在服装文化引领时尚创新方面可以与巴黎并驾齐驱。再次,建构了创新型的“都市功能促进型产业”政策机制,以“文化+”促进产品功能叠加并创造新价值,促进城市功能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更新换代,进而成为世界消费与创新之都,像信息化家电、微型机器人和智能家居服务等。比如,2006年东京公布了“10年后的东京”㊴;2009年又公布了“创造型都市产业”㊵和“动漫文化产业活性化计划”等。在城市特色产业发展上,东京的突出特点是充分开放和融合化的国际化开放,强调主动与先进文化嫁接、互动、扬弃、创新、融合和整合。伦敦作为全球城市典范,在于从工业化以来给世界提供了市民社会的“绅士文化”土壤,全民认同的绅士风度文化养成了独具特色全球城市——“伦敦风度与价值”,甚至成为全球的城市生活和符号化标识样板。英国一个著名诗人曾满含激情地说:“即便英格兰民族不能给世界留下别的什么东西,单凭‘绅士’这个概念,他们就足以造福人类了。”早在19世纪末维多利亚后期,以伦敦为主的“全民绅士化”文化潮渗透于市民的血液之中。从传统绅士的“诚实、慈爱、自由、勇气、等级、责任”,转化为现代绅士的“进取、果敢、冒险、积极”,这可以理解为提供了伦敦成为全球城市的价值理念与文化土壤。2003年伦敦市长公布了《伦敦:文化资本,市长文化战略草案》,提出文化战略要维护和增强伦敦作为“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的声誉,要把伦敦打造成为世界级文化城市。同样,巴黎、柏林、纽约、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全球城市都提出了全新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伦敦这个全球最有文化个性的城市的形成,既源于这个国家历史的传统,更源于这个城市社会文化精英群体的创造,最集中体现在城市个性文化符号——也是这个城市的文化资本构成,全球熟知的“绅士风度”和全球范围可清楚辨识的城市符号:老爷车、红色双层巴士、红色电话亭、红色邮筒、报亭和绅士雨伞、文明棍、礼帽……这个城市既创造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文化,也创造了全球最具个性精神理念,“让城市充满选择机会”。如果一个人在城市里有无限可能,这个城市就必然有无限的创新力。伦敦市长文化战略中还有这样一句话:“文化是促进理解、形成城市特征的强大力量。它可以跨越障碍,颂扬差异,激发灵感,带来教益,创造财富。”㊶其中,“跨越障碍,颂扬差异”是很多城市难以做到的。“某些著名的城市,如巴比伦、罗马、雅典、北京、巴黎、伦敦等城市成功地支配了各自国家的历史……那只是因为这些城市始终能够代表他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并把其大部分留传给后代。”㊷我们更要关注这样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城市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也告诉我们:“最卑微的居民则可以将自己同城市的集体人格联系起来,同城市的权力和光彩联系起来。”㊸“我是纽约人”“我是北京人”“我是巴黎人”……这是我们建设“城市如家”这一理想家园的本质原因,也是全球城市应有之功能。芒福德强调的城市作为文化的容器,作为一种有教化作用的有机体,是养成全球城市的土壤和机制,而特色文化是全球城市最为显性化的隐喻与特质。所以,全球城市的文化要素和市民要素面向,全球城市的优秀传统和文化场域,表达了全球城市的公平与公正及契约精神……这些恰恰是全球城市的真正价值和内在动力所在。这些内容还包括: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与制度、国际化的法律与工程医疗服务体系、跨国际的研发机构与制度体系、跨文化的物馆创新与运营体系、国际融合化的研究型一流大学、创意阶层与中产阶级的绅士化样板、市民的开放意识与爱国主义情操等。全球城市除了要成为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金融、商贸、科技、生产、消费和创新中心之外,一定是某种意义上的地点精神、场域精神、历史传统、文化传统体验的创新中心,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展示中心。“西方文明已经积累的经验、工业化、城市化、高技术、民族国家生活在‘快节奏’之中。他们对现代各种优先权——职业、办公室、个人责任、科层制、自由民主、宽容、人道主义、平等主义、独立实验、评价标准、中立性程序、非人性法则,以及理性化提出挑战。”㊹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城市要创造全新的文化认识方式,这里要强调的是,目前存在的全球一线城市,面对网络社会产生的“全球城市病”,某些功能已经在退化,基于文化认同感而形成的国家认同感“乃是他们个人安身立命最基本而不可或缺的认同所在,是他们赖以为生的社会价值所系”㊺。
 
 


 

解构与重构:全球城市何以可为    


全球城市的发展建构关乎到“新世界秩序观”㊻。全球网络社会的智能化使全球城市经济发展的控制方式被改变,建构新的全球城市价值体系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竞争理念。全球城市的控制功能不仅有经济和政治意义,更有文化输出中心意义,并构成大多数全球城市协调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进化形式与理念。㊼当代全球城市理论研究必须因势而变,获得新的“赋义”和“赋能”,厘定新的概念与范畴。我们不得不承认,“全球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全球城市成长与发展的根源研究,也是一个探求真理的过程。因此,我们反思全球城市理论,是对全球智慧型社会网络影响下全球城市价值重构的回应,在新的层面上铸造新的适应网络时代要求的全球城市,赋予全球城市新的意涵并发出新的理论光芒。对全球城市理论的反思,是一种城市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为的文化自信,是应对全球网络社会一体化而引起的高速社会变迁所采取的理论创新行为,是对全球城市理论的学理性与科学性的一种反思。因为“反思可能是纯的或不纯的”,但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方法,即“通过一种涤清(Katharsis)获得的”㊽。这种“涤清”就是对以往的(包括外来的)研究成果加以洗涤和扬弃,摒弃拿来主义的理念和做法,反思是为了更好地理论创新和理论建构。全球城市与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在哲学意义上,“事物存在的本身就是问题”,既存在着共性问题也存在个性问题。而且在网络社会智能化发展的时代,新技术革命也使这一存在出现新的层出不穷的问题且更加复杂深刻,虽然科学技术手段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但我们面对网络时代的社会问题,却常常无能为力。通过反思与比较,在全球城市研究定位与构建上,我们应该把以往被忽略的关键性问题找回来,从探索本原的科学立场出发,找到建构全球城市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仅从三个层面提出国内全球城市建设的思考:其一,全球城市建设缺乏世界性与地方性结合的经济与文化融合战略。 纽约、巴黎、伦敦等世界一流城市十分重视本身的地方性文化价值再造,通过自身的“有为”,来充实城市的国际性价值。而我们的一些城市,只是一味地迎合而不是进行自身独有的价值创造,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因缺失了地方性文化建设,在本质上丧失了世界性价值,弱化了全球意义上的“身份识别”度。因此,面对全球一线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有四个维度应强化治理:市民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需要建构,城乡二元结构文化裂缝要弥合,市民社会文明风尚要纳入法治体系,城市现代文明生活样板阶层要重塑和建构。其二,全球城市定位缺乏唯一性和创新性,缺乏世界范围的超前、超强和差异化“三位一体定位”的战略。 多是模仿或总是亦步亦趋跟在他国的后面,原创价值不足,导致城市价值链缺少国际“网链式”的结构关系,往往处于国际城市产业与文化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同时,国内城市定位的雷同化竞争加剧了这一事态,使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存在典型的“产业结构空洞”盲目计划与竞争,周期型的产业结构过剩和调整,使城市空间传统价值传承、传统产业文化传承、城市历史荣耀传承和城市政治的文化理念传承等,因人因事因政策或变化或不持续形成文化断裂。其三,全球城市的国际化开放和世界“身份文化识别”缺乏顶层战略。 在体制文化、法律文化和市场文化等结构创新方面,特别是文化综合治理上不能与国际相关领域相互融合,缺少差异化文化的认同与涵容能力,甚至在国内的城市之间也存在多种经济和文化壁垒。因国际文化认同差异较大,国际高端人才和企业难以形成规模化和国际化集聚效应。比如,硅谷模式始终未能在中国发生,其中原因很多,主要是既没有与国际接轨的法权和法人意义上的“城市法人金融体系”,也没有适应全球化的地方城市法规体系(中世纪以来,西方就有了城市法),城市也必然缺乏国际化生活体系的市民社会的创新空间,“国际自由港”的生活体系需要在新层面加以创新。总之,全球城市的最低文化价值是国际化的文化认同价值,这对于中国的全球城市建设来说是需要深刻思考的。意大利哲学家乔万尼·波特若在430年前就提出了“城市伟大文化”的建构与认知:“城市的伟大被认为是什么?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城市的伟大被认为并非其处所或围墙的宽广,而是民众和居民数量及其权力的伟大,人们现在出于各种因由和时机移向那里聚集起来:其源,有的是权威,有的是强力,有的是快乐,有的是复兴。”他还说:“要把一城市推向伟大,单靠自身土地的丰饶是不够的。”㊾抑或可以说,单纯靠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够的,给予世界的应该是“正义、和平和丰裕”。波特在430年前的观点仍让我们感受到了震撼。当今,我们必须以突围的方式和超前定位的战略模式,走在世界发展、创新的前列,创造有文化认同的“全球城市”。挖掘传统、创新优势,加长板、补短板、去烂板,建构全球城市竞争的蓝海,强调传承城市传统,立足本地特色,建构全球视野,凸显中国符号,培育文化自觉的创新文化自为主体。全球城市的养成是一个历史进化过程,我们应从经济与文化价值的“全球文化价值反射”的角度,采取全球城市价值高端介入战略,培育全球城市的内生机制和内在动力。第一层次:培育城市文化资本与区域经济资本的再生产能力,建构吸收与反射全球城市创新要素的“介质”与“界面”。 如在政策、法规、人才制度、开放准入、市民契约精神、国际化服务能力等面向,首先是能够吸收,然后才是创新。第二层次:与“全球城市”建构的“文化认同式”文化直接对话,主动吸收、改造、嫁接、融合全球城市创新发展的因子,形成交互式的经济文化对接管理,强化与全球城市同步的价值取向 。第三层次:建构适合“全球网络社会结构”发展的国际化创新体系,如国际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社会诚信体系、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体系、与国际接轨的“非登记企业”经营模式的创新机制等。 从国际经济的反射中心发展为“全球有机秩序节点”,最终成为全球城市——“世界经济文化秩序控制中心”。以创新获得文化认同是全球城市的基本功能。建构全球城市除了要发展经济、参与全球竞争之外,更重要的是掌控全球城市的“话语权”,建构中国城市的文化首位度、识别度和文化认同度。“21世纪的竞争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经济的竞争、军事的竞争,而是文化的竞争。”㊿全球化带来了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解构,新的文化价值和文化认同又因为过快的文化更替而缺少生长的稳定条件,导致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文化认同的“空场”现象。社会学家贝尔指出,“最终为经济提供方向的并不是价格体系,而是经济生存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体系”。文化认同是全球城市的底色,是产业、人才能趋之若鹜的根本动因,在网络社会一体化时代的地域比较优势,其实质就是城市的人文区位优势,是城市作为地域生产力的集中表现形式,人文精神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是区位的“质性”价值。区域与国家间的竞争从以往的企业为主体竞争,已经转而为以城市为主体的竞争——即使从价值链的垂直分工和全球空间再配置间的关系看,国家与区域竞争者的空间存在实体形式就是城市。我们还是用费比恩在剑桥的演讲对全球城市——伦敦的梦想型描述作为结尾:全球城市(伦敦)应该是一个“多侧面”的城市,应该保留“紧凑多中心”的城市结构而且使乡村得到保护;新的发展方向之一是“有利于公众交往”,“最大限度地增加人们的接触机会和发展多样性,促进积极的公共生活”;仍然要按照国际标准保证城市生活的公正性,成为“人人参与的自治城市,人人都可以公平地享受财富、正义和机会”;应该创造循环式的生态城市,做到“对环境的索取和给予相等”;城市要有一个开放的胸怀,“能够接纳新建筑思想和容许进行新建筑形式的试验,应该巩固和加强作为一座美丽城市的声誉,让它的艺术、建筑和景观具有迷人的魅力”。这里没有提出大机场、大交通等方面的希望,或许就是萨森所谓“全球城市”养成的社会土壤,恰恰是我们忘却的,也是中国大城市需要建构的。
 
 


 

注释: 

①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久、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69、50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01页。 

③⑥⑦⑰⑲马克·戈特迪纳、莱斯利·巴德:《城市研究核心概念》,邵文实译,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0页,第51页,第54页,第51页,第51页。 

④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周振华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⑤安东尼·M。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⑧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页;伊夫·格拉夫梅耶尔:《城市社会学》,徐伟民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 

⑨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40页。 

⑩⑪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徐卫翔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页,第3页。 

⑫保罗·诺克斯、琳达·迈克卡西:《城市化》,顾朝林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⑬⑯邓正来、J。C。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3页,第203页。 

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79页;第26卷,1961年,第586页;第7卷,1959年,第404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8页。 

⑳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种探索》,高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48页,第305页。 

㉑卡尔·艾博特:《大城市边疆——当代美国西部城市》,王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35页;詹姆斯·万斯:《旧金山海湾地区的地理与城市的演化》,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政府研究所,1964年;梅尔文·韦伯等:《关于城市结构的探索》,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79—153页。 

㉒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久、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0页;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当今各种经济力量如何塑造未来世界》,周晓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2页;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13—214页。 

⑱㉓参见曼纽尔·卡斯特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上的发言,“网络经济有五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中国需更加关注技术创新”,中国信息化协会秘书处发布,2019年3月4日。 

㉔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页。 

㉕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当今各种经济力量如何塑造未来世界》,周晓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2页。 

㉖威廉·J。米切尔:《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范海燕、胡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5页。 

㉗笔者主持了中国第一个国际慢城的《南京桠溪国际慢城的概念规划与策划》(2011年),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慢城总部, 

是全球化乡村的一个样板。 

㉘亿邦动力网:《阿里巴巴2018电商数据:这十个县淘宝村最多》,2019年1月9日。 

㉙曼纽·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久、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09页。 

㉚乔治·里茨尔:《虚无的全球化》,王云桥、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 

㉛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5页。㉜AnthonyD.King(ed.),Culture,GlobalizationandtheWorld-System:ContemporaryConditionsfortheRepresentationofIdentity,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7。 

㉝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20页。 

㉞托马斯·科斯纳:《资本之城》,万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序言。 

㉟㊱乔治·J.兰克维奇:《纽约简史》,辛亨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第326页。 

㊲㊸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582页,第53页。㊳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5页。 

㊴参见东京都政府网站:http://www.chijihon.metro.tokyo.jp/10years_after/index.htm#index01。 

㊵参见东京都政府网站:http://www.metro.tokyo.jp/INET/OSHIRASE/2009/01/20j1s400.htm。 

㊶参见伦敦市政府网站:http://www.london.gov.uk/lcsg/what-we-do。 

㊷陈一筠:《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54页。 

㊹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夏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㊺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 

㊻包亚明、SharonZukin:《城市文化》,张廷佺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页。 

㊼AllenJ.Scott,“Globalizationandtheriseofcity-regions”,EuropeanPlanningStudies,vol.9,no.7(2001),pp.813-826。 

㊽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宜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217页。 

㊾乔万尼·波特若:《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刘晨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㊿SamuelP.Huntington,“TheClashofCivilizations?”,ForeignAffairs,vol.72,no.3(Summer1993).KogutB.,“Designingglobalstrategies:ComparativeandCompetitiveValue-AddedChains”,SloanManagementReview,vol.26,no.4(1985),pp.15-28.费比恩:《进化》,王鸣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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