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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 | 张鸿雁教授:城市空间发展的整合与“城市空间意象西化” |《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化战略研究》· 选读十六
【发布时间】2018-11-05 【消息来源】城市科学研究院 
 

对任何城市来说,城市的历史与记忆都是城市发展的有效资源和资本 。但是,如果不能创造性开发空间和创造空间,很多资源不可能转化为资本,只有使之能够成为相关类型的文化的垄断性资源,其资本性才有可能发生。如杭州西湖对杭州、南京中山陵对于南京等,形成民族性、唯一性、世界性和文化符号与记忆 ,才有可能使资源变成资本。城市资源的稀缺性,决定的房地产开发的增值性 ,全世界无不如此。所以,城市形态的本土化开发与城市的整体城市定位、城市品位、城市功能以及城市自然区位是紧密联系的。中国的城市化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从城市发展战略与定位的角度分析,其主导性问题就是城市战略定位的雷同性 ,对此必须加以批判性的分析研究。

中国城市发展雷同化的问题之一是城市战略与城市空间形态定位的雷同化 。城市定位缺乏差异化、唯一性特色化的建构 。不妨可以稍作回顾:在近十年来曾出现几波或者称几次浪潮化的雷同化城市发展定位。如2000年代开始,几乎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同时提出国际化发展战略定位、加工制造业的定位和新兴工业化定位,这一轮刚开始,接着便是全国几乎是一致性的、不论城市大小均提出要发展IT产业、电子产业、生产型服务业;这一余波未散几乎所有的城市又都把循环经济、总部经济、绿色经济作为城市发展战略定位,接踵而来的又是全国性的所有的城市提出了发展新能源产业、光电产业、智能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定位,一时间光谷、智慧谷、光电谷又如雨后春笋…… 

中国城市的发展战略与城市定位亦如以往搞运动一样,一波一波的极其相似,但是,让人失望的是,中国城市定位与发展计划的每一波之间缺乏连续性,有些城市的战略定位不到两年就要修改 ,也有的城市看起来是在制定五年规划,而在事实发展上,这种缺乏科学定位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与定位往往出现典型的三两种现象。一种是规划理念滞后 ,城市的快速发展大大超出规划设计。即某些城市的五年规划完成不到两年时间,城市的经济与产业发展就超出了五年规划,城市陷入某种无序化发展样态。另一种是好大喜功 ,不顾及城市发展实际情况,制定出“洋规划”和洋人规划,某一城市曾制定了60平方公里音乐城的规划,后因不具可行性而放弃。第三种情况则表现为城市规划是领导的规划 ,是城市一把手的政治符号,城市领导变换使城市规划也跟着变换。某城市的发展空间模式因领导的意向而变:一届领导一种说法,一任领导一个发展方向。前任领导提出城市要向西发展,而新一届领导提出的是要向东发展! 

无论是“运动型城市定位”,还是“过度超前型城市定位”,或者是“领导意向型城市定位”,均缺乏连续性和科学性,这也是导致中国城市化多发性问题发生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城市化发展与城市规划的实践过程中,适度、适时调整城市战略定位与发展模式是合理的,也是城市发展与时俱进的一种方式,但是,城市战略本身的雷同性实质就是缺乏远见性和科学性而导致的。很多人天天在喊创新,而城市战略定位与城市形态定位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过程,如果城市发展没有自己独有的个性就是没有创新,这必然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滞后力所在。 

而让人担忧的是,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未能提出自己的特色产业特色发展模式 ,特别是几乎没有城市提出自己的特色竞争力的建构模式 ,这样的状况最易导致城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出现结构性空洞,包括城市人才发展的结构空洞。如某些城市产业定位过高,没有相应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引发了相关社会问题的深化。 

城市没有差异化和唯一性定位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规划理论严重滞后,没有典型的本土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理论和城市规划理论,更未能创造现实的城市形态理论和城市风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规划主要是沿袭西方的城市发展理论和城市规划理论,中国化的城市理论不能得到认可,一些城市的领导言必谈洋人规划和洋规划,而中国的学者也是言必西方。无论在理论学术界,还是有城市管理界及城市规划界,都未能塑造出系统的中国式城市发展理论和城市规划理论。 

由于在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方面缺乏中国式的城市规划理论指导,而传统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因其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在现实城市的规划的理论操作层面得不到很好应用,中国的城市发展战略与规划,无不是以西方的并且是已经过时的规划理论来指导城市,导致城市的空间与形态缺乏中国当代元素的表述,缺乏中国化当代意义上的文化空间,缺乏中国当代意义上城市空间意象,缺乏中国当代意义上的城市景观符号体系 。中国城市目前出现的交通拥堵、就业空间不足、城市景观败笔不断、只适合鸟瞰而不适合人看的规划,导致全新样态的中国式城市病,城市发展的现实问题与当代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滞后有直接关系。 

当我们反观西方城市的发展,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城市重归自然的思想、适度的符号人体工学的尺度空间和肌理,却在西方城市的规划理论与实践中大放其彩 。往日传统理想中的小桥、流水、人家和“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自然意境,在欧美的中小城市中体现的十分充分。正因为如此,芒福德所写的城市发展论及的理想城市是中国《清明上河图》表现出的城市空间特点与意象,我们反思的时候,看到的是中国的城市却在重走西方城市化发展的老路!如南京的江心洲是一个块难得的自然净土,可南京市政府引以为豪的是把这一块打造了西方化的、高楼大厦林立的后现代空间,这种以房地产公司为主导开发的区域经济空间的模式是有待研究和思考的。 

城市发展战略定位与城市规划的时效方面也严重落后。城市规划既缺乏大空间区域与地域的整合,又缺乏制度性空间关系的整合,都市带的整体规划、区域性都市圈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很难形成市场性的地域整合 ,或者说,在中国的区域经济与社会关系中,城市与城市、都市圈及区域经济体系很难形成地域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的一体化关系,主要是制度关系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障碍。 

地区空间、都市圈化的结构框架很难拉开,地域生产的产业规划,往往受制于行政区划的划分,使得产业很难获得合理布局。特别是在首都、省会城市、地市级城市的等级制度关系的制约下,城市承担着政治管理和控制区域结点的功能,这使得地域中心城市功能无限多元化,甚至是相关政治节点功能无限扩张化。加之,中国城市的制度性结构,几乎所有都市圈中的城市都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经济与社会整合能力十分有限,在区域空间体系上,政治主体性的首位度,都市圈内的经济关系和市场关系几乎得不到制度内的认可。因此,几乎所有都市圈的功都不能充分形成地域经济共同体关系,从而使区域经济体间市场关系的丰度和广度深化受到阻滞。  

在一个相对的经济区内所形成的都市圈,很难形成首位度的结构关系,而区域性相关机构的设置只是一种虚设,省区级以外的都市圈更是缺乏制度认同,如长三角城市群是三个省级行政区形成的地域结构关系,在整体规划和区域协调的发展中,上海作为长三角的“发展极”和高首位度城市,既是一种事实,也应该在制度层面加以认同的培养。但是,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事实上,相关省级体系对上海的首位城市功能和“发展极”功能缺乏典型制度性认同,因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空间整合,使得长三角都市圈一直未能成为公认的世界第六大都市圈。 

所以,我发表文章直接提出应该站在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高度,提出“大上海国际化都市圈” 区域共同体  的概念[1],以形成亦如大伦敦、大纽约和大东京都市圈那样的经济关系,创造中国发展的现代化示范区。区域间的整合度低,城市间的行政壁垒明显,中国的区域经济结构体系,没有形成共性竞争关系,无论在规划方面,还是在人才使用方式,包括经济合作方面,都缺乏统一的思想和政策机制。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尚未形成统一的区域城市社会机制。 

而我们应该提出的,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创造什么样的城市形态、风格与城市意象?目前我们所创造的城市空间有中国文化自己的风格吗?是不是在世界一体的大潮下面,中国式的城市风格正在丧失?中国式的城市空间景观与意象正在丧失?当代人创造的城市空间与景观,能够成为未来华夏民族的“集体记忆”吗?在汲取西方城市发展理论精华和中国古代城市理论精华与实践的同时,我们这一代人做了什么?有我们这样一代人创造的城市历史风格吗?我们这一代人的城市建设,不能这样:要么是复兴西方的建筑文化,要么仅仅是明清建筑的复兴!这是值得国人思考的问题! 


 

注释:[1]张鸿雁.“大上海国际化都市圈”的整合建构新论——中国长三角城市群差序化格局创新研究.社会科学,2007(0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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